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杠杆结构，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稳风险的要求，政府加杠杆这个选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发言来看，连续几年都要发性超长期特别国债，频率更高，规模也不低，去年年末就发行了1万亿的特殊灾后重建国债，几个月安排预算是5000亿，剩下的5000亿今年花，并且全部是转移给地方来花。去年的1万亿特殊国债还没完全发放，今年的1万亿也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几乎这一条路？
我国的实体部门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开始加速，大概从141%快速飙升到去年年末的287.8%，注意基数本身就是GDP，所以这里的债务是相对GDP比值的增加，几乎可以说是近十几年非常依靠债务驱动经济增长。
从结构上来看，又表现的非常具有特色，即政府部门杠杆在2019年之前都还算先对稳定，从2008年末28.1%增长到38.6%，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则吃下大量的负债，当然如果把地方城投债计入到政府部门债务的话，这个数值就要大很多，但这部分是计入到企业部门的，外界往往也只能推测其到底藏了多少债，即便2019年到2023年这四年政府杠杆增加了17.5%，四年的平均涨幅超过4.3%，约为过去政府杠杆增速的4~5倍。明面债务依旧只有55.9%，低于国际警戒线的60%，但政府部门这几年愈发关注地方的化债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也只能解释为地方实际上藏了巨大的高息债务。
企业杠杆高企，居民杠杆高企，地方政府也在疲于应对债务，还要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同时要化解地方的债务，几乎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中央政府杠杆，这也是我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点，我国的中央政府杠杆长期控制的很好，至今仍然只有23.6%，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的水平，且发债和花钱更加透明。但地方不同，既有增长目标压力，还有自身花钱不受监管和控制的问题，又基于房地产泡沫透支了居民几辈人的积蓄也已经消耗掉，同时积攒了大量的隐形债务，一旦土地财税无法维系，就会出现巨大的财政压力，过去几年又非常依赖城投举债拍地，几乎都是城投在兜底拿地，本质还是我国特色的赤字货币化，无非是发债不透明，花钱不透明，监管不透明，以及高息举债等等。
如果必须要借钱，明面债务一定是优于隐形债务，中央政府杠杆一定是优于地方政府杠杆的，成本更低，发债花钱要透明的多，往往是定向增加支出，钱去向至少相比于地方举债更具有保障。
所以不管怎么玩，最终中美日几乎都是殊途同归，我国也只是发展阶段更晚一些而已，都会迎来一波政府杠杆的快速攀升，而且我国这几年已经加速很快了，去年一年的政府杠杆增长已经超过5%，十年就是50%，基本和90年代之后的日本和过去十几年的美国速度差不多了，要说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当然是效率，日本的居民杠杆和福利反而在90年代资产价格破裂和政府加杠杆中得到改善，美国的居民杠杆在过去十几年下降了20%个点左右，而我国的居民杠杆高，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低，福利支出也低，居民在63%的杠杆下不违约就谢天谢地了，实在是没什么潜力了，政府举债如果以更高的效率更直接的福利返还给居民，哪怕是试试全民发钱，也好过层层分配的间接福利和过度低效的基建投资。
就是今年经常提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如果不能保障效率，其实这两个政策都要谨慎的使用，任何举债维系的政策都是有代价的。都是借1%的GDP债务，有多少可以惠及芸芸大众才是举债刺激经济效率的关键，只有降低了居民的压力，协助居民修复资产负债表，提振居民信心，才能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率发挥到最好的状态，就怕和过去几年一样，货币没少发，政府债务也没少加，但居民根本感受不到滋养，那么宽松财政和宽松货币反而成了少数人的红利，代价和收益失衡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