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之春》有两个设计很重要，但鲜有人提及。
第一是封闭的视角。整部电影普通民众只出现过一次，在一切已成定局时，三五个不知所措的首尔市民呆立街角，茫然无措，观望着远处的对垒。历史已然降临，而大多数命运被改写的人，尚浑然不觉。这是《首尔之春》最彻骨的政治寓言：
在历史面前，普通人是河中之沙。那决定性的改道、截流和潮汛，沙子无法左右。
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地标、一切象征物，首尔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数量概念。它是足够数量的身份与关系网络穿织而成的一个实在空间，一切城市与政权同理。但这样的空间被彻底颠覆时，构成其基本数量条件的多数首尔人，却并不在场。
很多观众会觉得《首尔之春》枯燥，好像一场沙盘推演，但我相信这样的视角克制是有意为之。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发生在一场仅持续数小时的、由十数人摆弄左右的即兴之间。
第二是语言的变化。语言是人伪装和交锋最外层手段。《首尔之春》语言系统的逐层降级，政治寓言-军事语言-日常语言-私人语言——这弥补了电影视角的封闭。
事变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政治语言”，全斗焕集团试图在政治上标榜其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随着事态进展，一切沟通降维到“军事语言”，人的立场选择与命令服从，在极端情况下被降为单纯的军事对比。
而在李泰信率104众对垒时，国防部长的喊话已经是情绪化的日常语言，你小子，喂你小子是在命令我啊？气死我了，你现在不是司令了！这是历史关头，决定历史的人竟这样狼狈而粗鄙。
到大势已去，李翻过路障来到全斗焕面前，最后那段话已经是纯粹的私人呓语：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他是在说，无论政治上，军事上，你赢了多少，但在我这个败者眼里，你永远赢不了，我鄙视你——这是私人的情感。他已经是普通人，而在历史到来时，普通人最后的尊严也只有这点私人情感。
赢得一切后，全斗焕隐忍狂喜，进入厕所后才放声大笑。他一边排泄一边发笑，这是恐怖的一幕。《首尔之春》提醒当代观众，历史随时有可能再次成为一个玩具，一把尿壶，在一个厕所大小的空间里被秘密决定。而在那一天再次到来之前，普通人应当有足够的记性来记住这一切，有足够的敏感在私人生活被侵蚀时、察觉到历史的踪影。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
最终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中，而不是宇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