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胡适不把底层人当人看？

笑了，这神论，天天看美颜历史的，还好意思嘲笑素颜的真相了。

1933年4月3日，胡适的后辈，同为康奈尔大学毕业的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

“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愤慨，写下了《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里面最著名的一段话是：

我读了董时进先生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4月3日至4日的《大公报》），很佩服董先生的痛快的笔锋与辩才，但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可以“徼幸三次四次乃至于许多次”。我决不能像董先生那样信仰“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更不信他说的“后方运送械粮，单用人挑抬也尽够！”我绝对不信他说“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兵士争粮饷”：如果真是这样，这样“到饿死也不会骚动”的百姓里决不会产出董先生所希望的拼命为国家作战的武士！
我的良心绝不能容许我学董时进先生说这样的话：
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这如果叫“不把底层人当人看”，我就真不知道啥才叫当人看了。更离谱的是，现在还有人拿这段话来证明“胡适主张投降亡国”。哪怕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写着“到了今年日本拒绝国联调解并且退出国联之后，我不主张与日本交涉了。我深信，对日交涉无论取何种方式，必须不违背国联在今年2月24日的大会上通过的报告书与建议案的原则。在日本没有表示承认这些原则之前，中国对自己的人民，对世界，都有不同日本进行交涉的义务。”

而董时进事后不但没有记恨胡适，反而自己坦承“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要是看见那番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董时进：《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载于《独立评论》第48期）

事实上董也不是什么黄四郎反动势力的代言人，相反，他甚至被称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

在抗战早期，由于几百年从未面临真正的亡国每种的危机，全中国各个阶层有很多的看法，有主战，有主和，有主张盲目速胜，有主张破釜沉舟，有主张委曲求全，有主张卧薪尝胆的。老实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并不代表说了与历史结果不符的话就是通敌叛国，最后真正走到汪伪政权一侧的都是很少数。但某些喜欢上纲上线的人就特别喜欢断章取义，栽赃嫁祸，甚至连胡适这种著名的老好人也要各种捏造（从来连一段完整的文章都不敢载全），其下作与当年昧着良心替日本人造谣的那些货色相比也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