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平辽是桩大生意，有着巨大的利润。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告诉我们：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能让资本敢于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大家都不傻，只是互联网普及之前，一般人看不到原始史料。
老夫只要列举一些当时的史料，大家了解一下后金的经济状况，就会知道袁崇焕肯定有问题。
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我大清当时的经济状况，是相当糟糕的。
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我大清的粮食价格，《满文老档》的记载是“粮价昂贵，其每金斗粮值银一两”。
在大明朝这边，正常的粮食价格是一两银子能买两石粮食，边镇贵一些，大约能买一石粮食，贵的时候，达到“斗米三钱”，《明熹宗实录》明确记载，明王朝这边一石粮食，连买带运到山海关，要一两三钱银子以上。也就是说“每金斗粮值银一两”，比大明朝边镇还要严重得多。
到天聪元年之前，就再无粮价记载，
只不过，
天命九年，老汗杀“无粮人”，
天命十年，老汗对辽东汉民进行无差别屠杀，屠杀的结果是“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后为聪睿汗惜而止之，查所馀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馀名。各配以男丁二人，免役赋。”
到了天聪元年，《满文老档》有一段记载相当详细：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不仅粮价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布匹、马匹的价格也高得不正常。
之后，其他物品的价格不知道，蟒缎的价格还在上涨，天聪六年(1632年，崇祯五年)的记载是：
“档案原注：昔太平时，以银五两四两即可易得蟒缎，自兴兵後，攻取辽东、渖阳，在国内贸易时，一匹蟒缎价值二百两。此次(指后金军在张家口购买蟒缎、粮食)，以每五两六两即可易取蟒缎”。
东北那地方，冷，缺粮食，会饿死人，缺布匹，同样会冻死人。布匹和粮食都是刚需。
我大清不仅缺粮食，而且缺衣服，一直到天命五年大凌河围困战时期都有缺衣服的记载：
第四十二册天聪五年十月
十月初二，谕众军士曰：“汗曰：昔定法度者禁止喧闹，今犹兴起，奈何纵其喧闹耶！原定不论开赴何处，若甲兵二十人去，则二十甲兵之斯役亦随之去。甲兵十五人去，十五甲兵之厮役亦随之去。
今观之，甲兵身居宿营地，而放纵随行厮役，肆行悖乱。再败敌後，尽掠取我诸申衣服，反嫁祸於蒙古人。非独蒙古人而诸申亦有矣。人既阵亡，本属可悲，奈何去其衣服耶！
甲兵的随行辅兵，扒死去旗人(诸申)的衣服，然后栽赃给蒙古人，黄台吉气得大骂：人都阵亡了，还把战死旗人的衣服扒走。
然后，考虑到旗人甲兵的随行厮役(辅兵)把这种事栽赃给蒙古人，可想而知我大清占领区的蒙古人类似的事情也没少干。
也就是说，不仅蒙古人没有衣服穿，就连诸申那里，衣服也是奢侈品。
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大清的经济已经崩溃，不仅粮食卖毒品价，即便是衣服也稀缺。对布匹、衣服的的需求，不比粮食小。
而且这段记载的日期，是天聪五年(崇祯四年)大凌河围困战时期，这就意味着我大清在布匹方面的短缺，一直到崇祯四年都没有解决。
至少在崇祯五年之前，我大清的情况是很糟糕的，体制本来就有问题，辽东汉民在阶级民族双重压迫之下苦不堪言。“一金斗粮价银八两”，不仅使得汉民反抗、逃亡，发展到，连八旗诸申(真奴)也开始几千几千地逃亡。
朝鲜人赵庆男的《乱中杂录》是如此记载诸申逃亡的：
沈阳人王子登当初入贼，伪署副总之职，乘鞑奴西犯，率真奴三千余名，投来毛镇。之乔乃子登之属也。
当地人柴万树亦率真奴数千，投降广宁。崇焕曰：“尔因尔国饥荒，投来上国。”馈养一月，使之还归，奴固辞不去。崇焕闻于朝，入送中原。
这么惊人的价格差，换了读者处在袁崇焕的位置上，会不会动歪脑筋，追逐百分之三百……好吧，百分之三千的利润？
看看明王朝这边。
宁远“大捷”之前，辽东经略高第向皇帝报告说，关内关外编制上兵力11.7万人，实际人数只有五万八千。
舆论大哗，过了几天高第又下了软蛋，说他数错了，“关内兵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关内外兵数原不止五万八千，营伍众多，每月皆有逃亡事，故应补未补者，数目参差不齐……”
注意：这一段，关内兵数量，之前是两万八千，如今是三万五千，和之前差别不大，关外从三万人变成“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也就是说关外是当时宁前兵备道袁崇焕袁参政在负责，一下子增加了近七万人——有问题，你找袁崇焕去！
也就是说，关内关外，编制11.7万人，实际兵力5.8万，吃了一半以上的空额。
根据《明熹宗实录》里督饷户部左侍郎毕自严的奏疏记载，老朱家天子每年都给关宁二镇92.1万石粮食。
督饷户部左侍郎毕自严言：
海运始计一年，兵额一万七千人，与调到兵共十四万，每人月支五斗，该海运米八十四万石，春秋两班防军各二万七千，每下班日支米一斗，合八万一千石，共九十二万一千石，以料豆，言马羸三万二千七百匹，各镇调齐可四万匹，每匹支全料一石二斗，六阅月共二十一万八千石……
银子另说，只说这92.1万石万石粮食，他们吃了一半的空额，就意味着贪污了大约46万石。
有件事比较麻烦：粮食不是白银，那玩意是会发霉腐烂变质的，如果不赶紧找到下家，在仓库里放个一年半载，变成了老米，往往价值旧得对折了。
买家是现成的，隔壁后金八旗。
那帮马鹿，不知道怎么搞的，把美丽富饶的辽东大地，变成了连年饥荒，粮食卖毒品价人间地狱。
而将这46万石粮食走私到后金那边，
咱们也不需要卖到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一金斗粮价银八两”那样的毒品价，卖到天命八年(1623年)一金斗粮食银一两的毒品价也就可以了，一石，可以卖10两，
46万石粮食，可以卖460万两。
这还仅仅是贪污粮食，倒卖给后金的利润。
事实上，明王朝提供给关内关外(山海关宁远二镇)的，还有每年近三百万两银子的辽饷，当时的饷银标准，普通士兵月饷一两五钱，家丁月饷二两四钱，换算成年饷，普通士兵年饷18两，家丁28.8两，口粮另外供应。
也就是说，近三百万两银子的辽饷，可以养十万家丁，而家丁的战斗力，和后金军的白甲“护军”，满语“巴牙喇”是一个档次。
白甲巴牙喇，每牛录十个，八旗也就两百多个牛录，也就两千多白甲巴牙喇。
果真养出十万家丁，可以直接平推后金八旗。
如果贪污一半的银子，购买蟒缎，倒卖到后金那边，赚得更狠。
《满文老档》天聪六年的记载是：“昔太平时，以银五两四两即可易得蟒缎，自兴兵後，攻取辽东、渖阳，在国内贸易时，一疋蟒缎价值二百两。”
明白没？
一金斗粮价银八两，
良马一，值银三百两。
壮牛一，值银一百两。
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
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
至于说，那么高的价格，话说我大清哪来那么多的银子去买买买？
别忘了弩尔哈齐创立的八旗本职工作是什么——他们是强盗，最擅长的是抢劫。
要说统治若干个州府，组织百姓生产，
他们能把美丽富饶的辽东大地霍霍成连年饥荒，粮食卖毒品价的人间地狱。
但如果把他们放出来，到处抢，他们能抢到大量的金银硬通货，
更妙的是他们没有完善的销赃渠道，没法把抢来的赃物通过贸易置换成他们需要的各种物资，
他们只能到张家口之类的通商口岸找官僚操纵的晋商销赃。
钱，来得容易，花得更快，没钱了，再去抢。
崇祯朝17年，他们先后入关抢了五次。
如此循环。
所以，主战派是必须存在的，否则袁崇焕、陈新甲这些投降派一旦议和成功，后金“受抚”了，每年“进贡”若干人参貂皮乌拉草，朝廷“抚赏”若干白银丝绸布匹茶叶瓷器铁锅，正常贸易，哪来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利润？
同样的，袁崇焕、陈新甲这些投降派也是必须存在的，真让孙承宗、王之臣、袁可立、毕自肃之流带着满桂、毛文龙这些人正常发挥，我大清会被困死、饿死、冻死，生意都没法做了。
就是要让主战派和投降派互相把对方的好事搅黄，
让袁崇焕、陈新甲这些投降派拖主战派的后腿，让主战派尽打败仗，必要时断主战派的粮饷，饿死一批大头兵，实在不行，入其军，斩其帅。
然后，让高捷、史？(上范下土，字库里没这个字)之类的主战派搞倒袁崇焕、陈新甲这些投降派，把他们的议和搅黄。
正常情况下，以大明的体量，
如果只有主战派，后金会完蛋，大明朝的财政根本不会垮；
如果主战派被彻底搞倒，大明了不起签个城下之盟，交保护费，丧权辱国没错，却也不至于连着几年十几年二十年的财政破产，油尽灯枯。
问题是，幕后黑手在那里操纵着，
辽东战事是战不能胜，和不能成，被遥遥无期地拖在那里，
让大明朝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更加可耻的是，财政破产，山陕百姓逃亡、造反后，
腐败官僚集团采用了同样的操作，
农民起义军在前面打土豪，官僚操纵的商人跟在后面收赃。
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战争，其实也是抢劫和收赃的恶性循环，
所以也是剿了又抚，抚了又剿，怎么剿都剿不干净，然后抚了叛，叛了抚。
目前为止，走私布匹，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官员，有两位，一个是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另一个，是大科学家徐光启的亲传弟子，登莱巡抚、大科学家孙元化。
而这个孙元化，原本在袁崇焕的手下当宁前兵备道，袁崇焕伏法后升任登莱巡抚。上任后，就开始走私丝绸蟒缎。
本来，后金八旗就算个个都是兰博、鳌拜那样的铁人，也依旧还是碳基生命，得吃饭，得穿衣服，粮食布匹卖毒品价，就算是八旗诸申，也得几千几千地叛逃，袁崇焕不是傻瓜，正相反，人家是学霸，人家是科举出来的，那游戏，三年一次，每次从全国学霸里头挑两三百顶尖学霸，袁崇焕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袁崇焕只要正常发挥，后金就得冻死饿死。
但是！！！
真把我大清弄死了，大家还怎么做生意？！！！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告诉我们：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能让资本敢于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更何况，利润，可不是300%，而是3000%，甚至更高。
大家生意做得好好的，突然跳出一个叫毛文龙的马鹿，说“我只包管完东事便了”……
你说他该死不该死？
这不是袁崇焕一个人要毛文龙死，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毛文龙死，
断人财路，太招人恨了，他不死谁死？
四个字：蛀虫战争。
这真不是袁崇焕一个人的问题，不是袁崇焕的个人品质问题或者能力问题。
这人也女马的，就是体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