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技术未来在洼地的最好应用，就是让这些信徒去在这些他们梦中天堂的地方呆个九年期间不得下线，想去苏联去苏联，想去大清去大清，想去朝鲜去朝鲜，这比什么义务制教育都要有效果。

对了，想去欧美也行，按需定价就可以。

下面两张照片是 1980年山西省吕梁地区兴初镇中心小学的合影留念。山西省东边是八百里太行山，西边沿黄河是七百里吕梁山，中间夹着的是八百里汾河谷道。东西两山是革命老区。

七十年代，二十斤全国粮票（请自行搜索）能从广西带走一个黄花大闺女，俺有一街坊是跑广西的供销员，带出来两个给亲友做老婆，目前应该还住在越秀区。

广东农村干部当年的腐败，是占有日本援华化肥的纤维布袋子改成衣服，上面常见尿素字样。

广东连县，到千禧年之后才穿上鞋子，一家人共用一条外出的裤子很常见。

广州市肉店门口，半夜开始排着成行的小板凳或砖头，这是为天亮后买肉占位子。配给制度下，肉票、鱼票、粮票、油票、布票、浴票。一张肉票能买二两猪肉，肉师傅的权力在给你切肥一点或瘦一点或搭骨头……别以为二十八斤米够一个成年男人吃的了，没有油没有肉的白饭（也叫捣白灰）一个初中生能一顿吃八两……

一碗米饭若发霉了，把红红绿绿部分扣掉，水洗一洗再吃。

每家每个房间只能配一只15w以下灯泡，绝大多数人未见过风扇，未听过收音机，三口之家每日用蜂窝煤不超出三个。

七十年代城市里的服装颜色，有军绿、靛蓝、白几种，男女通用，男女同工同酬，三八带电作业班全国闻名，铁姑娘经血淋漓，坚持奋斗在数十米高空上……

俺非常佩服那些恨不得全速倒车回往昔的勇敢年轻人，如果他们当真了解往昔的话。伟人曰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是财产，是生产工具，都是要花钱买而且要花钱养着的。损坏、死掉，那都是要心疼的——谁家的牛、马、骡子生病了、死掉了，谁家都不会太高兴。

但对于鼠鸡们来说，农场里、生产队里的农民多的是，死掉就死掉了，死掉正好节省粮食。别的农场、生产队能上交粮食一万斤，鼠鸡能升棺，那我就上交粮食一万两千斤。如果农民死的太多，没人干活了，那就再从外地再强拉一批就好了。反正这玩意多的是。

工厂也一样。资本家还要考虑可持续的问题，鼠鸡们只管升棺——别的厂工人能干十个小时，你们工人为什么不能干十二个小时？至于累死工人——死了就死了，死了再拉一批不就可以了吗……

这和工作30年只够付一个房子的首付

首付完，2年后交房，发现开发商跑了，本该在银行里押着的钱被挪用了，房子还说没烂尾

难道这些不是真的？

当然现在大家有裤子穿这件事，说明改革开放的伟大，大家生活改善了

但也不能否认这些曾经的事实

干部干部，八毛钱买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不完全是真的，我是那个年代的人，夏天男孩一少部分一丝不挂，我记得已经上学了，班上好几个男生光腚，女生没有见到过，我也是光屁股上学，也有羞耻感，老师也批评，说多了，就不来上学了，这些穷孩子大部分辍学了：冬天要穿衣服的，一般一件破棉衣，里面是空的。

还莫言那个时候。

我是80后，我小时候，小孩基本都没有夏天的衣服，不需要，全都是光着屁股。小衣服完全是浪费。

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很少买衣服（做衣服），我主要拾我表哥堂哥的。逢年过节可能有件新衣服，我弟弟更惨，他高中之前，几乎没穿过新衣服。

胡扯。

虽然当时确实有这种情况，甚至包括千禧年以后，在农村照样有那小孩夏天里成天光着腚满世界跑，但那是什么——嫌热，不想穿衣服，到了学龄懂点人事了就穿了。

真正没衣服的你看过《平凡的世界》么，里面有一段，讲的是一位领导看望战友，发现战友整个家就一套整衣服，孩子们都得躲被子里没法见人，这是正经没衣服的。

这莫言，小时候都能大棉袄二棉裤了，再者说他也上过学，不可能是十来岁都没衣服只有一条裤子，哪怕最差的情况也高低是土布攒的，补丁打满的，用饲料面粉袋子改造的，不可能如同他说那种光不刺溜的满世界晃荡

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小时候有东西吃，顿顿地瓜（红薯），馋了去河里摸鱼，肉和鸡蛋只有过年才能吃到，所以我现在不吃泥鳅、黄鳝、黄骨鱼、河螃蟹、红薯，小时候吃伤了。

这篇悲惨的文章是别人写的，我无法证明真伪，以我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文章内容应该是真的。

---"亳县的惨剧" 杨继绳

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

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 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

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扣饭”是：病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的人扣饭，偷吃青苗的扣饭，偷庄稼的扣饭。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上吊自杀而死。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宿某，除满足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卖私馍，并利用馍饭诱奸妇女10人，全队饿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部书记乔某，扣饭致死农民11人。亳县农村流传着：

刮大风，

起大雾，

饿死社员留干部！

有的人才气纵横、笔力超群，却不愿意为了当朝者唱诵赞歌，反而将悲天悯人的目光对准时代的伟业宏图夹缝中挣扎着生根的人们。

这种人即使享有着老天爷也会嫉妒的英才，也没有用一丝一毫来增加自己名声的高度、衬托自己富贵的威仪，仍然坚持着为普通的民众奔走呼号，坚持着传承千古的文人风度，担得起心系苍生四字，无愧被称呼一声民族的脊梁。

而过于地平实、过于地真诚，也成为了他们被趋附宵小之徒攻讦的把柄：

把自己的姿态放的太低，似乎人人都能上来踩一脚；然而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攀登一座什么样的大山、这座大山有着怎样的高度。

大肆污蔑他的人，请你们揉揉眼睛，好好想一想，当代作家数量瀚若繁星，莫言能和余华彼此惺惺相惜，他们之间的价值观会有大的差异吗？他们难道没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难不成，写出了《活着》的余华老师，也成了应该被打倒的ghj？

我为我与这种伟人同时代生活而骄傲，我为自己能亲耳聆听文学巨匠的价值观激动不已，我为我的民族能一直拥有这种为民请命的英雄而自豪。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某开国大领导跑陕北调研，冬天一家人都在炕上。因为只有一条棉裤。

这位正国级首长说了一句话。。。

这就是发生在莫言童年时代的事情。

我很小的时候，老家没有电，晚上点煤油灯。这还是条件好的川区。

山区里，没衣服裤子的很多，全家就一床被，有热炕，几个小子就经常在热炕上玩一天，不下床。家里一口锅，没有碗，做熟了围在一起吃。

看了这么多答案，总结一下

莫言小时候的生活很可能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惨，但当时确实有非常多的人过的像他说的那么惨，甚至更惨。

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

本世纪初，应该是2001年，去云南旅游，坐长途车去泸沽湖，当时也没高速公路，从丽江出发开了五六个小时，都是盘山公路。

路上有几处停车，让乘客“放水”，司机接水（为长距离下坡的刹车冷却备用），其中一处我下车了，看到有个包着少数民族头巾的当地妇女在帮司机接水，上身穿一件蓝色的套头运动服，下身穿了条几乎无法分辨颜色的裤子，因为只有那根红色的侧带还能依稀提示我那是条军裤，膝盖以下的不是洞，就是条了。

我问抽烟的司机她是什么族，他的具体回答记不清了，因为后面的话太过震撼——司机跟我说她就住在旁边山坡上的窝棚里，男人跑了，还有三个女儿。我们车边那一群七八只山羊就是她家里的唯一可以变现的资产。然后路过的车要接水，她如果帮一下手（水管子很长很重，有帮手可以轻松些），司机就给个五毛一块的,，算是她比较稳定的收入了。说到这里，司机稍微故意给我使了个眼色，然后说那三个小姑娘远远的看到有车来，就都会躲进窝棚，不被人看到，因为全家只有她身上这一条裤子能穿出来。

那个窝棚，我目测大概两米不到高，石头堆砌的墙，屋顶是树枝树叶加几块石头压着的帆布。因为离我比较远，又在坡上，看不真切。

因为1949-1999年期间的历史教育是空白的，才导致了如此魔幻和困惑。如果有机会有办法可以好好的读一读反右，文革，改革开放，以及后面的等等的历史，有很多书籍是可以看的。莫言的小说是有文艺加工部分，但是他的小说特点就在于历史空白是情况下给与了读者巨大的冲击。如果你学一学历史就会发现小巫见大巫啦。莫言写的和他经历的真的不算啥。

吃饱饭太久，以至于不相信以前吃不饱饭。穿暖衣太久，以至于不相信以前会没衣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