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个，就不得不提对打猎具有浓厚热情和独特见解的许世友将军，根据许将军在广州的首任秘书孙洪宪回忆，在一次许世友将军出行打猎时，因枪声被山上值勤的森林警察拦住，同行人被迫告知了许世友将军正坐在车后，要求马上放行：

那是1974年5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又随许世友上了白云山。当年的白云山，已经列为广州市的重要旅游景点。盘山路两侧，古树参天，浓荫蔽日。除了山东坡的几处悬崖峭壁能见到裸露的陡峭岩石外，满山遍野都被高大的乔木和茂密的灌木丛覆盖着。与保持完好的原始生态相比，旅游设施却比较简陋。除了摩星岭、能仁寺、天南第一峰等几处能吸引人的景点外，方便游人的生活服务设施寥寥无几。上山的路也不像现在这样宽敞平缓，铺了沥青的路段，因年久失修，路面坑坑洼洼。没有铺沥青的路段，路面被雨水冲刷出道道沟坎。道路狭窄处，只能容一车通过。

我们分乘两辆北京牌吉普车上山。保卫队长李经林带三名警卫战士坐第一台车在前面开路，并负责发现猎物。我和警卫干事陪许世友乘坐第二台车跟进。我们约定好，前车发现猎物时，只发信号不停车，后车跟上来，由许世友开枪射击。

汽车沿山路盘旋而上，一路上几乎没见到一个游人。那个年代的国人，没有休闲和旅游的概念，人们习惯于长年累月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忙碌，游山逛水往往被看成不可思议的奢侈。过了山半腰的能仁寺，右前方是一片稀稀疏疏的小树林，林中草地上，有一群斑鸠在觅食。许世友连连开枪射击，打中了两只斑鸠。

枪声惊动了在山上值勤的森林警察，他冲出来站到路中央，挡住了前车的上山之路。

先是严格检查每个人的证件，接着盘查为什么开枪。当他弄清楚是开枪打斑鸠时，便严肃地告知我们白云山禁止打猎的规定,并要求我们调转车头，按原路下山。应该说，这位警察看在我们是一群军人的分上，做这样的处理算是比较客气的。一直在跟警察交涉的李经林，出于对许世友的行动安全保密考虑，开始没有告知许世友坐在后面车上，只是讲在跟随一位首长执行任务，要求警察立即放行。可这位忠于职守的警察态度坚决，怎么说都不肯通融，坚持要我们调头下山。李经林见做不通工作，又不能在这里长时间耗下去，只好照实告知许世友司令员就坐在后面车上，要求他马上放行。

没想到这位部队转业的警察以为对方是在唬人，一下子火了：

李经林不提许司令还好，一提许司令，这位警察立刻火起来。他以为李经林是在拿许司令吓唬他，态度越发强硬起来，大着嗓门吼道：“别拿许司令来吓唬我！我也是部队转业的，白云山就是不让打猎，今天就是许司令真的来了，也不让打！”

双方就这么僵持着，一直到许世友将军闪亮登场，和颜悦色的阐述了自己对于打猎的深奥且独特的理解，使这位警察深受教育，这个小插曲才就此结束：

双方互不相让的僵持着，这一切都被许世友看在眼里。他下了车，不声不响地走到警察背后，轻轻拍了拍警察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小同志，你说不许打猎，我打鸟总可以吧？”

警察回头一看，站在他面前的竟然真是许世友，他一下被惊呆了，额头渗出丝丝冷汗。他连忙给许世友敬了个礼，结结巴巴地说：“首长，您不但打鸟可以，您打什么都行，白云山上您随便打，随便打。”

许世友又轻轻地拍了拍警察的肩膀，算是对他这番回答的赞许，两台车又继续上山了。

其实不止这位警察，同行的孙洪宪自然也倍受教育，后来许将军将这随口一说，但富有哲理的话语变为在“禁止打猎”文件上的重要批示，更是令他感慨不已：

跟随许世友外出打猎或郊游，常常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这次在白云山上和森林警察发生的一幕，只是许许多多故事中的一个。事情过后，谁也没往心里去，很快就忘到脑后去了。

社会的发展进步，提出了人类和大自然和谐共存的要求，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野生动物，日益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走向立法，许世友对此似乎不以为然。在军区机关拟定的禁止打猎杀生的文件上，所有首长都签署了同意的意见。文件最后送到了许世友的案头，让他最后签发部队执行。许世友看完文件，既不签同意，也不签不同意，他提笔在文件上批示：“不许打猎，打鸟还是可以的。”

禁止打猎的文件下发后，许世友依旧外出打猎。对此，军区机关颇有微词。但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打猎者毕竟是许世友。

墨索里尼在1938年8月6日到8日视察了意大利的主要农业产地马尔凯大区，在当地留下了这样一则小故事。

根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Duce走进了一块半人高的棉花地边。他一边赞美着这块经济作物，一边分开密密挤挤的棉枝向地里走。但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说：“我钻不进去了啦！”并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马尔凯大区的专员们说：“一千斤皮棉。”

Duce一边从棉花地里走出来，一边说：“那就是三千斤籽棉嘛！”

再往前走，Duce又看了黍子、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巢和每条道栽四行秧子、八行秧子以及十二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在每一块不同的地里，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Duce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专员们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有人告诉Duce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贝尼托思想的大学。Duce又惊又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

临别时，Duce和专员们一再握手，并说：“耽误了你们不少的工夫！”“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

开国上将许世友好酒，不可一日无酒。詹才芳将军回忆：许世友当兵时就有酒瘾。红军时期某日，詹才芳到班排检查内务，见许世友床铺墙上挂一水壶。詹才芳取下，摇三摇，问许世友：“这是什么？”许世友“嘿嘿”笑而不答。詹才芳欲开水壶盖，许世友忙答：“酒。”詹才芳说：“军部规定不准喝酒？你知道不知道？”许世友对曰：“报告，我这个人不喝酒，腿没劲，走不动。”詹才芳一笑了之。其时，詹才芳是任连长，许世友是班长。

红四方面军也曾发戒酒令，而许世友可以例外。行军时，有专门的挑夫担酒；打仗之前，豪饮不误。众将领不服气：“他能喝酒，我们为什么不行?”张国焘就反问：“你们有许世友的酒量吗?”众将领皆哑口无言。

南京军区原党办秘书王宣言回忆：与许世友将军喝酒，最难应付。将军海量又强词夺理。每宴，必先自己满饮一杯。劝酒时，若你曰：“不会喝。”将军曰：“你怕老婆。”若你曰：“身体不好，医生不让喝。”将军曰：“你怕死。”故你不得不喝。此时，将军又曰：“你明明会喝，弄虚作假，罚酒三杯。”

1979年自卫还击战，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负责西线指挥。大战在即，许世友缺少一个熟悉他指挥风格的副司令，他想到了刘昌毅。于是，许世友向军委点名要刘昌毅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到职后，许世友心想，这么多年不打仗，不知这个老伙计还中用不中用？许世友决定用一种特殊方式对刘昌毅进行考察。当晚，就约刘昌毅喝酒。一个问:“还能不能喝？”一个答:“没有能不能，只有敢不敢，老子死都不怕，还怕酒！老规矩，你喝多少，我决不少一滴！”4瓶酒喝完，考察也就结束了，刘昌毅整整醉了两天。许世友觉着，至今仍然不怕死的刘昌毅，肯定能胜任副司令员的工作。

作家权延赤曾在文章里说：南疆自卫还击战前，许世友以喝酒选将，与刘昌毅将军对饮茅台六瓶，刘将军醉了三天。有记者问之刘昌毅，刘昌毅怒曰：“胡说八道！战前，我和许司令只喝过一次酒，两人加起来不到一瓶。何秘书可作证。”战后，刘昌毅设防归来，受到军委肯定。许世友摆酒三桌，以贺成功。刘昌毅回忆说：“喝庆功酒时，他叫我跟人家一人喝三杯，我不干。我说，你喝，我也喝。那天，他喝得差不多了，我还早着呢！”刘昌毅说到这，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许世友将军尝谓：“冷酒伤肺，热酒伤肝，没酒伤心。戒饭可以，戒酒不行。”

许世友晚年生肝病，医生劝其戒酒，将军说：“不喝酒宁死。”将军病重期间，常出现肝昏迷，医生想尽办法均无效，然以棉花球蘸茅台酒，轻搽其唇，竟苏醒。

1936 年，许世友将军升任红四军军长，其时红军规定，军以上干部可以结婚。红四军政委王建安向将军道喜曰：“恭喜，恭喜，你可以结婚了！”许世友将军张嘴瞪眼曰：“共产党员，还能干那吊膀子事?”

1941 年3月15日，许世友将军率部攻大牙山。将军为部队作动员，寥寥数语，闻者印象极深。将军脚登草鞋，腰佩大刀，跃上八仙桌，挥拳曰：“此仗，只许进，不许退。动摇军心，杀头。消极避敌，杀头。见死不救，杀头。临阵逃脱，杀头。”是役，大捷。

1946 年11月，许世友将军指挥部队攻灵山，天忽下雨。作战参谋问：“下雨了，还打不打?”将军反问：“下不下刀子?”参谋无以应答。将军曰：“不下刀子，就给我打；就是下刀子，也给我往死里打！”是役，大捷。

许世友将军谓战术：“什么叫战术?打进去就是战术。不要讲起来头头是道，打起来一道不道。”

某日，许世友将军率华野九纵于行军途中，接华野司令部电话：命令部队返回原地。许世友将军夺电话曰：“你们只晓得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当兵的是两条腿。”言罢怒摔话筒。对方者谁?大将粟裕也。

1962 年夏，许世友将军视察“南京路上好八连”，见战士午餐为南瓜稀饭，问：“大家吃饱吃不饱?”班长许金龙答：“报告首长，吃得饱。”将军一把抢过锅铲，用力在锅里搅了几个来回：“放屁，这么稀怎么吃得饱?！”将军怒不可遏：“你们骗人！”即大步走到连长、指导员跟前，问：“中午怎么吃稀饭?”对曰：“中午吃稀饭可以睡三个小时，战士晚上要站几个小时岗，晚上吃干饭。”将军曰：“国家粮食有困难，也要保证战士吃饱，不然，战士站岗吃不消的。”将军临走，甩下一言：“砸锅卖铁，也要让战士吃好吃饱。”

1964 年11月，许世友将军访问阿尔巴尼亚，归途经上海。因染风寒至华东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口腔，张其嘴，探伸压舌板。将军大惊，撩拨其手，怒而走。医生不知何故，觳觫惶惶。后秘书告之，将军疑压舌板为凶器也，方释然。

许世友将军喜照相。凡下部队视察必带摄影记者，事毕便曰：“照相，照相。”与干部合影，与士兵合影，与家属小孩合影，凡见人均与之合影。故将军属下大多有与将军合影之照片。

某日，许世友将军至广州加禾农场打猎，获十余只野鸭。农场场长前来道贺，曰：“首长好枪法！”将军勃然变色道：“好个屁！你这里是种草还是种稻?那么多野鸭子，我看你这个农场场长是不想当了。”

“文革”中，造反派崛起，江苏大乱。许世友将军愤然曰：“上头举旗帜，下头捅刀子。该抓的就抓，该杀的杀。谁再造反，先杀头，后报告。”

“文革”中某日，许世友将军于中山陵8号，送一批干部子女（有陶勇、聂凤智等将军子女）去大别山当兵。临行，将军训话，挥挥手曰：“你们一个个都发财了（指穿上新军装）！”又挥挥手曰：“你们到部队后，一个个都得给我好好干！”又挥挥手曰：“要干不好，回来我一个个都把你们枪毙了！”

许世友将军尝谓张春桥：“戴眼镜，拎皮包，会总结，能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某次会议。许世友将军谓江青：“你张狂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言罢奋臂挥拳，江青愕然变色。

某日，华国锋至南京，居中山陵5号。中山陵5号与许世友将军宅———中山陵8号，仅一路之隔，近在咫尺。其时，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正红极一时。有人告许世友将军：“华主席来了，去不去看?”将军对曰：“不去，他算老几?”次日，华国锋登门造访，将军佯装胃疼，作满脸痛苦状。数日后，叶剑英到南京，亦居中山陵5号。将军闻知，急驱车拜见。

1974 年春，许世友将军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党委和广东省委拟于东方宾馆为将军接风，将军怒曰：“什么东方宾馆，西方宾馆，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不去！”

南京军区总医院有人批评毛泽东不重视知识分子，许世友将军闻言大怒，曰：“谁说毛主席不重视知识分子，要是张国焘早就把你们枪毙了。”

许世友将军和钱钧将军，皆出自少林寺，情笃深。将军晚年，常去富贵山看望钱钧，两人耳朵均背，扯着嗓子交谈。你说东，他说西，答所非问，文不对题，然俩将军则津津有味，乐道不疲。某日，许世友将军至钱钧处闲扯一个多小时，返回时问秘书：“钱司令说些啥?”

1982 年冬，中顾委华东组于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许世友将军愤然曰：“江渭清、张春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要杀掉。为什么不杀掉?就是毛主席老婆，也要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不同罪！”聂凤智将军纠正曰：“不是江渭清，是江青。”许世友将军曰：“对，就是江渭清。”众大笑。其时，江渭清正坐许世友将军对面也。会后，许世友将军问秘书：“我那个庶民的庶有没有说错?”秘书答：“没有。”将军曰：“那就好。”又曰：“与民同罪就与民同罪，为什么一定要加个庶字。”

许世友将军患肝癌后，友人劝他至北京三○一医院治疗，将军毅然曰：“不去，坚决不去。”问之何故，将军对曰：“北京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

1979 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致函其长子许光，曰：“邮去现金五十元整，这五十元是我准备后事用的，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要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去，活着精忠报国，死了孝敬父母。”将军1985 年去世后，经中央特许遂其愿，土葬于大别山其母坟旁。母子相依，其乐也融融。

在河南省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许世友故居门前的路，被叫做孝母路，许世友当年就在这条路上向母亲跪了三次。1932年，许世友离开大别山参加红军时，临走向母亲告别，这是第一次下跪；第二次是1952年，许世友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回家将母亲接到济南同住时，向母亲下跪表示自己的愧疚；第三次是1959年，他回家乡看望母亲，走在这条路上时，看到74岁的母亲背着柴火，佝偻的背，步履蹒跚，远远地向他走来。许世友泪如泉涌，向母亲跪了下来。

许母病危时，许世友因公务缠身，没能及时赶回家给老人送终。当时他发下誓愿：活着尽忠，死后尽孝。自己死后，一定来为母亲守坟。正因如此，许世友才没有在领导干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对许世友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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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网上流传的大清孔子像，经比对是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系网友恶搞。很多人因此矫枉过正，说清代没有剃发易服的孔子像。。

但是朝鲜使者李德懋注意到，明代嘉靖年间中国所塑的孔子像还“甚得其正”，但是，满清入关后塑的孔子像则是另外一副模样：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入燕记》上， 《燕行录全集》五十七卷，231页：皆薙发左衽，天下之大变也。……俱为斯文之厄会。

“披发左衽” 是传统中国形容“蛮夷化”、 “不文明” 的成语，在这里应该指大清的发型服饰。。

换言之，金钱鼠尾的孔子形象在清代或许确实存在，只不过我暂时没找到文献以外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