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为唐朝时洛阳人口太少了，远远少于长安，所以饥荒时期吃饭的压力没那么大。
2、唐朝建立前，长安已连续当了83年首都，几乎没有经历过战乱，比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和平时期还要长。因此长安人口众多，并且出现了大量脱产人口，加剧了长安的粮食压力。
3、古代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非常差，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就会出现饥荒，这是普遍且不可避免的。古代各地都会经常出现饥荒。
唐朝首都在长安，皇帝正常情况下都在长安，长安饥荒时，会出现皇帝去洛阳的现象。
而当洛阳发生饥荒时，皇帝本来就在长安，对皇帝没有影响，因此洛阳饥荒的情况就会被无视。
这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
4、长安作为唐朝首都，受关注度更高，灾害记录也更详尽。而洛阳的关注度低，灾害记录相对简陋，并且会被无视。
唐朝时，洛阳频发洪灾，唐代有记录的洛阳洪水在40次以上，且几乎每次都是大水灾。几乎每次洛阳发洪水都有毁城门、城桥、大量溺死民众的记载。
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洛阳79年里发生了18次大洪灾，平均每4年就会发生一次。
甚至有几次洛阳发洪水，都淹到皇宫里去了，连皇宫里的大多数宫人都淹死了。
（唐玄宗开元八年）暴雨，东都谷、洛溢，入西上陽宫，宫人死者十七八。
水灾比旱灾的破坏性要大得多，容易发洪水的地方，是非常不适合当首都的。
5、长安周边有4万平方公里的汾渭平原，自我产粮能力非常强，只有灾年才会依赖外运。
洛阳是山区里的一块小平地，只有1000平方公里，非常狭小，粮食严重依赖外部，更容易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后唐定都洛阳，被饿惨了。
是岁大饥多流亡，租赋不充，道路涂潦，漕辇艰涩，东都仓廪空竭，无以给军士。租唐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望诸州漕运，至者随以给之。军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于野，百十为群，往往馁死。
帝（后唐庄宗）以军储不充，欲如汴州，谏官上言：“不如节俭以足用，自古无就食天子。”
建国后，60年代吃饭最困难的时期，出现过一种很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城里人主动返回农村老家。
因为那段饥饿时期，除了某几个特殊省份之外，其实农村吃饭的压力是要比城里小的。
原因也很简单，农村人少，人均土地相对较多，虽然吃的不好，但是比城里吃的饱。
唐高宗从长安去洛阳，其实和60年代城里人去农村，是一个道理。
很多人都以为西安和洛阳都是古都，那当首都的时间就差不多。
实际上，洛阳的定都时间绝大多数都在秦朝之前，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洛阳一共就只当了300多年的首都，是四大古都里最少的。
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到清朝灭亡，这2100年里，西安当了700年首都，北京当了600年首都，就连感觉定都时间不太长的南京，都当了390年首都。
而洛阳只当了320年首都，其中有260年都在西晋灭亡之前。
从313年西晋迁都长安之后，直到618年唐朝建立，这300年里，洛阳一共只当了40年首都，而长安当了170年首都。
因此，当唐朝建立前的这300年里，洛阳实际上长期都处于边缘地位，并没有得到多少发展机会。
而从535年西魏定都长安开始，到618年唐朝定都长安时，长安已经连续当了83年首都。
而且这83年里，长安，包括整个关中平原，一直是和平发展，几乎没有过什么战乱，李渊攻克长安非常迅速，很快就结束了，对长安城和关中平原基本没什么影响。
长安作为强势王朝的首都，进行了83年的连续和平建设，关中平原也几乎没有发生战乱，这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长的和平时期，因此在唐朝建立时，长安已经是一个非常繁荣和成熟的城市，整个关中平原也是一样。
再经过唐朝对首都长安几十年的建设，到唐太宗时期，唐长安城的人口已经非常多了。
而洛阳在这80多年里，不但没有当过首都，在东魏西魏、北周北齐数十年的对峙中，洛阳还一直是双方军事前线，多次易手，战争不断，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到了隋朝，洛阳刚缓过一口气，结果隋末又是血战洛阳。
613年杨玄感打洛阳，打了两个月。
617年李密打洛阳，打了两年。
620年李世民打洛阳，打了一年。
7年时间里，洛阳经过了3次恶战，每次都旷日持久，等到李世民攻克洛阳的时候，洛阳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打烂了。
这就直接造成了直到唐高宗时期，洛阳都还是地旷人稀，人口非常少。
唐高宗时期，升洛阳为东都，但基本上没有对洛阳进行什么投入，洛阳的人口仍然很少。
唐高宗死了8年后，武则天专门从关中移出“数十万户”，大约上百万人“以实洛阳”。
可见整个唐高宗时期，洛阳的人口都非常少，以至于武则天要大规模从关中移民，给洛阳补充人口。
（武周）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内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那么这个从关中移出“数十万户”，来“以实洛阳”的效果如何呢？
唐宪宗元和八年成书的《元和郡县志》记载，在武则天这次大移民50年后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经过50年的和平发展：
长安城所在的京兆府（相当于西安市），人口36万户。
而洛阳城所在的河南府，人口12万户，只有京兆府的30%。
从关中移民上百万人到洛阳，和平发展了50年，结果河南府人口也才只有京兆府的30%，可见洛阳的人口远远少于长安。
而且唐高宗时期，洛阳的基础设施也很差，也是到了武则天时期才开始逐渐完善，直到唐玄宗时期才基本补全了洛阳的基础设施。
永昌中，遂改为神都，渐加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郛郭，于是备矣。
初，东都百司不备。武后时犹权寓他所。开元初，明皇幸洛阳，分地营建，乃备矣。
宫室、百司、市里、郛郭，这些东西都是到了武则天时期才开始逐渐修建，可见唐高宗时期的洛阳还非常小。
所以，唐朝时相对长安来说，洛阳的人口很少，饥荒时吃饭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另外，从西魏定都长安开始，到唐高宗登基时，长安已经连续当了100多年的和平首都，人口众多，经济繁荣，需要供养大量人口。
同时，天子脚下，皇亲国戚和门阀贵族众多，造成长安存在更多的脱产人口需要供养。
并且，这些达官显贵也会大量侵吞土地，隐匿人口，在增加消耗的同时，却减少了税收。因此进一步加剧了长安的粮食负担。这些都是典型的首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