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不就是迁都洛阳了吗？虽然没有立太庙、没有法定称京师，但实质就是迁都洛阳了。谭其骧历史图集的隋朝全图，就是以东都为首都标识的。怎么这个时候大锅在身，一些网友就不强调隋炀帝迁都洛阳了呢？
因为结果已经显现，迁都了，然后亡国了。
先是杨玄感围洛，然后李密瓦岗军围洛，然后宇文化及围洛，然后王世充据洛，然后李建成至洛，然后李世民唐军围洛，然后窦建德来洛，然后唐军平定洛阳...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粮食？四战之地够遭几回劫？各方军队就像老鼠见着敞着的肉一样围上来，主要就是劫粮仓。
东都，放篮球队里，就属于最佳第六人那个性质。时均数据很耀眼，不代表可以耀眼得打满全场。主力打久了累了，最佳第六人上，而且能够很好得承担镇场责任。等主力缓过来了，然后最佳第六人下。这就是最佳第六人的作用。可这代表最佳第六人体力好吗？要让最佳第六人作为首发一直在场上，他根本撑不了主力在场上这么久。
关中动不动就饥荒，是因为长安城的脱产人口太多了。有这个脱产人口，就饥荒。因为本地粮食加外地漕粮不足以供应庞大的贵族群体、官僚群体和京师军队。但如果没有这个都城附加庞大人口，同样的灾年就不是饥荒。
韩愈在唐德宗时代就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长安不啻百万人口，唐德宗是什么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吐蕃之乱、二帝四王之乱连续打击，人口跌入中唐低谷期的时代，长安就百万人口。那唐高宗到唐玄宗前期的唐朝全盛期，长安到底得有多少人？
脱产人口太多导致的饥荒，去洛阳的原因就俩：
1、洛阳人口少，作为粮仓能替长安减压。
洛阳河南府人口在全盛时也只有长安京兆府的三分之二，人少。这还是武则天迁了关中十万户，至少四五十万人到洛阳的结果。唐朝更多时期，洛阳人口只有长安的一半。毕竟城池规模也就是一半。洛阳的脱产人口少，粮食消耗小，皇帝和百官去洛阳，能缓解京师的耗粮压力。这是给关中减压的行为，可不是什么关中凋敝，洛阳繁荣的结果。
恰恰是洛阳不够繁荣，人口和粮食的配比没有饱和，才能成为关中的替补和过渡，它如果和关中一样繁荣，皇帝去了是一样的粮食危机的结果，那就没必要去了。何况洛阳也不是没有天灾，不是不会遇到饥荒，只不过长安和洛阳一起闹饥荒的年份毕竟概率小，巡幸是利用概率错位避免粮食危机加深。洛阳的粮食是运河的漕粮，也不是洛阳本地的粮食。洛阳虽然运河能通达，可以囤积粮食，但洛水容易泛滥，也动不动就闹水灾。但两京一起遇到灾年的概率小，不代表一定不会发生，也终归遇到了。事实上唐高宗晚年一次去洛阳时，饥荒几乎是从长安到洛阳整个两京之间都在死人。
所以替补上去也要看情况，长安闹灾，洛阳不闹的时候，去洛阳，可以缓解长安压力，给予洛阳特殊待遇，皆大欢喜。要不然唐高宗临死那天还在洛阳大赦，洛阳老百姓很高兴。高宗问官员，听说洛阳百姓得到大赦很高兴，来了句：“洛阳百姓是高兴了，我的生命却快油尽灯枯了，要是老天爷再给我一两个月的时间，让我能回到长安，我才能死而无恨。”唐高宗这是临死抱怨呢——洛阳人是高兴了，我却遗恨到死了。
长安闹灾，洛阳也闹灾的时候，咋办呢？还是去洛阳啊。减轻关中的压力就是洛阳作为东都的第一使命。都闹灾，那也只能优先死洛阳人，尽量减少死长安人。所以高宗晚年从长安到洛阳的两京道路堆满了死去的灾民尸体时，他还是毅然决然得率百官赴洛。两京之间堆满死人之所以被记载下来，就是皇帝车架沿途所见。明明两地都在闹灾，他也得硬着头皮去祸祸洛阳人。长安才是家、才是宗庙所在、才是京师、才是自己未来的坟茔、才是统治集团的大本营所在。
所以去洛阳是太平时期缓解关中的粮食压力，但要迁都到洛阳，那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王世充、窦建德、李唐群狼撕咬的四战之地、亡国命运、前车之鉴，就又该上演了。唐高宗和唐玄宗唯二主动巡幸洛阳的皇帝也不傻啊。难道人家皇帝不看历史吗，何况前车之鉴还正好是人家的“建朝史”。我就问现在有谁把民国政策路线奉为圭臬的没？那是经验还是教训？
2、运河在三门峡砥柱山这块有漕运拦路虎，所以运河技术瓶颈不解决，只能先去洛阳。
三门峡砥柱山，在唐朝是一群明礁加暗礁，漕船很难通过。李渊开始到李治，长安人口少，所需漕粮不过一二十万石，所以没想着要解决这个漕运的拦路虎。漕粮一般是从黄河进了洛河，然后卸货到洛阳含嘉仓，再从含嘉仓经过陆运送进潼关或者直接陆运送到长安。
到了李治中期，长安人口暴增，漕粮需求暴增，脚力消耗太严重，成本过高，这才想着要解决关中的粮食危机。
但李治和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斗得很厉害，所以就越过三省的正规程序直接手诏升格洛阳为东都，用巡幸洛阳当做牵制关中的关陇集团的方法。所谓的长安粮食不够吃，只是李显跟洛阳搞暧昧，制衡关陇集团的一个理由。理由，和原因，这两个词有时候重合，但有时候不重合。理由有时候是借口，是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
不过后来关陇集团已经被打压下去了，但武则天又借洛阳和太子时常独立监国和经营的长安朝廷斗，还把太子给毒杀了，所以后期李治也受制于武则天，实际上李治到后期是时候应该正面解决运河问题，却受到牵制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通过继续巡幸来回避运河问题。
武则天死后，没了掣肘，加上李显重用韦皇后身后的京兆势力，就着手正面解决运河问题了。但李显的方案是走江汉漕运，把粮食从汉江和丹江运到商洛，然后从商洛经百里水陆中转进灞水直抵长安。不过李显在位时间不长，政策没有足够时间落实。而且李显后期有所动摇，对韦后开始不信任，最终被韦后所弑。李显一死，这套方案又被废弃了。
李隆基上台后，因为要打击韦后背后以京兆韦氏为首的关陇势力，否定中宗李显执政路线，于是他倚仗关东的宋璟、张说等关东出身的武周遗臣，宠幸武氏妃，继续搞高宗那套两都巡幸以渡过灾年的方案。但最后他自己都烦了，在开元后期搞改良运河。等于是在掌控了整个局势后，要直面问题，解决运河瓶颈。
李隆基的方法简单有效——三门峡不是有砥柱山吗？那把砥柱山这一段中转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进洛水，让洛阳当粮仓然后经过三百里陆运送到潼关呢？为什么非要洛阳掐住长安的命脉呢？只把砥柱山这一段中转不就可以了嘛？
然后，大部分漕船不再进洛水，而是直接奔向砥柱山，然后在砥柱山跟前卸货。越过砥柱山十八里，然后再装船重进黄河，从黄河进渭水直达长安。
三百里洛阳到潼关的陆运，变成砥柱山那一小段十八里陆运，就这么简单，从此以后洛阳就开始不可逆的衰落了。加上安史之乱时再次沦为战场，洛阳在乱后户口更是十不存一。
其实饥荒年份也只是少数，一般只要够积贮京畿两年的粮食，能够稳定渡过灾年，皇帝也是不想到处跑的。唐朝前期皇帝由于运河不畅，长安没法囤粮，属于“月光族”，漕粮来了仅够当年吃，还没等大规模饥荒发生皇帝就先去洛阳，以防万一了。从开元后期漕粮不再绕道洛阳后，基本上皇帝在长安都能囤个够吃一两年的粮食，可以稳定渡过灾年，所以根本就不动巡幸的心思了。
至于有些网友经常断章取义说的贞元二年唐德宗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用这次漕粮危机来证明唐朝改良运河之后长安仍然会出现饥荒，基本属于不看大背景，抠字眼抠句子叙述历史的典型了。
唐德宗一上台，就杀了唐代宗时期改良运河的功臣刘晏，然后鲁莽削藩。而且他削藩是以藩镇制藩镇，搞得关东大乱，四镇称王，两镇称帝。其中朱泚称帝，还占据了长安，导致了长达近两年奉天之难。
贞元二年漕粮艰难入陕时，虽然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二帝四王之乱还未彻底结束。另一个称帝的李希烈是这一年才被部将所杀。李希烈割据淮西，是运河沿线的割据势力。李希烈死后，运河才重新被打通。
唐德宗二帝四王之乱原本就是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至暗时刻，用这段历史去说关中进不来粮，属于典型的断章取义。在全国大乱之时，淮西运河被卡，这个时候别说是迁都洛阳，就是迁都运河更东边的开封，漕粮也照样进不来。因为唐宋元明清都是“奉京师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的政权。江南身处腹地无边患之忧，是真正的生产高地，漕粮主要都是来自于东南。淮河处在中原与东南之间，淮西都称帝了，运河不是被卡，而是被断了。这时候粮食危机是因为战乱，又不是因为地形。极端型洛友经常制造这些混淆视听的说辞，搞得不少一知半解的还信以为真了。可惜懂唐史的一见着地域相关话题就躲，没人正本清源为西安说句公道话。
唐德宗时期削藩失败，关东地区小一半的国土都处于半割据状态，但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削藩成功，李愬雪夜入蔡州就平定了淮西，基本降服了所有藩镇。虽然唐宪宗死后河朔藩镇又开始搞自治和世袭，但唐德宗时期关东大规模割据的状态已经不存在了，河朔藩镇也至少还尊奉唐廷。此后中唐一直比较稳定。
唐宣宗，光复河陇之后，西北漕粮需求又暴涨，唐宣宗最后一次改良漕运时还年入长安120万石。唐朝不是宋明那样动辄六七十万京师禁军的强干弱枝军力部署，唐朝京师禁军最多时也只有十几万。多数时候是十万出头，这个运额的漕粮在刘晏将漕船损耗降至接近为零的唐朝已经够用了。这种年运额也足以让长安渡过灾年。即使到了实质性丧权的唐昭宗时期，在朱温进入关中前的十几年，朝廷动不动还能在禁军折损殆尽后迅速爆兵数万乃至十万，只不过唐廷由于自己的内部制度机器老化问题已经病入膏肓，一次次迅速爆兵，一次次打水漂。
中晚唐虽然跌跌撞撞，但能熬一个半世纪，逼近东汉定都洛阳的165年和北宋的167年，难道只是运气好，在遍地是雷的雷区没踩爆吗？
说到长洛历史话题时，历史如果有主次，但好像地域平等这个政治正确要求讨论历史就不能说主次...我也已经很克制了，但极端型洛友还是觉得不满意，觉得我不能下降到他那个宣传口号和满嘴人身攻击的层次、水平和素质去响应他的观点...我只能说，我真滑不下去，不好意思了。
教科书，另外引一个
的国家博物馆的图：长安只是西宅，不是唐首都。我错了，你对对了。唐朝首都在洛阳，长安只是陪都。高兴就好，高兴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