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不会立刻崩溃。我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如果成功（当然十分困难），国民政府也不会就此崩溃，但无疑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可能会爆发新的大规模军阀混战，或日军趁机在局部扩大入侵（但不太可能会全面入侵），从而给予红军发展机会。革命可能会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这是因为：第四、五次反围剿时期，红军一次战役仅能歼灭蒋军1—2个主力师，且因为缺乏炮兵、攻坚能力也不强，所以不可能发动战略决战一下子消灭蒋系全部或大部分主力部队。蒋系也不可能傻呆呆一直进攻到主力部队全军覆灭才收兵停止围剿，一旦形势不利必然转入防御，而红军又很难突破蒋军的防御体系，自然也就不可能一下子让国民政府崩溃。经过一番较量后，势必在一个时期内转入相持的局面。不过，蒋军及其能调动的旁系军全力围剿红军，却以失败告终，必然导致其威望大幅下降；蒋军倾尽全力发动进攻，在承认失败前必然受创不小，其实力也会下降；蒋政权的威望和实力下降会促使国民政府内一些人产生野心，从而可能出现新的军阀混战，而旧日本陆军在关内的扩大派势力眼见蒋的威望和实力下降，短期内缺乏在华北抵抗的能力，也很可能发动新的事变扩大其局部侵略，导致蒋顾此失彼。这时，红军就有可能利用敌人内部的这些矛盾，巩固旧的根据地，发展新的根据地，从而得到喘息和发展。与此同时，蒋用尽全力也无法消灭红军后，若无其他特殊变化，后续也难以拼凑更强力的军队去围剿红军，而红军因为缺乏炮兵、工兵和战术训练的不足（其背后又是军事工业的不足、根据地经济的不足）等因素也很快难以发动战略决战，革命可能会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
首先， @无为上单 认为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虽然在中央苏区取得战役胜利，但失去了湘鄂西和鄂豫皖两苏区，从而使得蒋军可以全力围剿中央苏区，所以战略上已露出败相。这一看法有其道理：尽管红二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并未失败，此后又开辟其他苏区，但新的苏区不仅偏远，而且无法对蒋政权的核心统治区构成威胁，蒋大可以把它们交给当地军阀（川军、黔军、湘西军阀等）处理，暂时不必亲自上阵，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不过，中央苏区周边仍有许多卫星苏区可资利用，如湘鄂赣、湘赣、闽浙赣、闽东、闽南、东江、皖南等，并且在第四次围剿前后得到加强；第五次反围剿时，KMT左派又发动了福建事变。若充分利用这些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
其次，中央苏区的失败，主要也是没有充分利用好上述的有利条件。福建事变时，苏维埃共和国与闽方之间缺乏互信，所以红军不可能直接援助19路军作战；19路军失败过于迅速，直接援助也未必赶得上。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要利用这一机会只有两个现实可行的办法：
第一方案是完全不管闽方，利用蒋军主力平闽无暇西顾的机会，集中兵力西渡赣江，进入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对何健系湘军作战，开辟湖南新苏区；这一方案即正牌的国际驻华军事顾问弗雷德（即施特恩）所力主的计划，然而博古、李德拒不执行这一计划（这本身也说明国际及其军事顾问对反围剿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博古等敞篷车领导人想不听完全可以不听），只派遣红1军团（红1、2、14师）去永丰攻打堡垒敷衍了事；
第二方案是直接出闽北侧击进攻福建的蒋军主力，也即当时苏区领导层多数人所主张的计划；不过蒋介石虽然从第3路军18个师中抽调11个师进攻福建，但仍留陈诚指挥第5、8纵队合计7个师在闽赣边境对红军维持有限攻势，以防御其入闽主力之侧翼。当时，红军以主力第3、5、7、9军团合计8个师（即红3、4、5、6、13、15、19、34师）以及地方部队，与陈诚部对峙。12月11—14日，在德胜关方向，爆发了团村战斗，红军集中红3、4、5、13、15、34师合计6个师18个团的兵力攻击蒋军第5、6、96师15个团；然而，因为协同不好，实质红军在12日仅有红4、5、13、15师（即红3、5军团）的12个团参战，虽一时处于上风，让数十年后的回忆录大谈“（没有红1军团参战导致）失去的胜利”，然而实际上蒋军并未受到重创。1933年12月13日，蒋军第5、8纵队即重整旗鼓，再度向红军发动进攻，红军即放弃团村。12月16日，蒋军攻占这一地区红军防御阵地的中心德胜关。至此，红军主力不仅未能击败陈诚的7个师而侧击蒋军主力，反被陈诚击败丢失闽赣边境重镇德胜关。
蒋军利用团村、德胜关之战巩固了侧翼后，便在1934年1月1日对19路军发动全面进攻，1月6日占领延平、12日占领古田；19路军全线溃败，在1月15日放弃福州，到1月22日其大部皆表投降，至1月30日被蒋军完全收编。期间红军亦试图有所作为，先是发动闽东起义扰乱蒋军后方，建立了闽东苏区；而后又在1月11日派红3军团进攻背叛闽方、重投蒋军的闽中土皇帝卢兴邦部第52师，到1月25日攻占沙县，同时亦从永丰方面调回红1军团来东线参战。但是因为闽方失败过快，蒋军得以迅速调整部署反扑，红军上述军事行动未能改变大势，坪寮之战亦未能歼灭较多的蒋军。
综上所述，红军在福建事变时既没有全力出闽东北，又没有全力出湖南，在团村战役中指挥失当，最终导致德胜关失守，丧失战机；又因为闽方和19路军失败太快，红军在闽东和闽中的军事行动也未能带来任何转机。至此，中央苏区便失去了打破第五次的机会。显然，要想打破第五次围剿，军事上的关键便也在于此。
至于有人拿出《张力与界限》，试图从经济上说事，那我只能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农民的承受力。
这方面 @无为上单 已经有所批判。但是，在此，我们还是要请出优秀的反面教员——阎锡山先生——来向这些人展示一下小小的“经济奇迹”。
总体战大师阎锡山先生，我在之前的答案中已经有所介绍：
虽然阎锡山先生以100万人口养10万大军，甚至50万人口养10万大军（当然此时有外部空运大批粮食、弹药等接济，算是开了金手指，不足以用来对比），已经十分令人吃惊，但与此同时，阎锡山先生还能自力更生大搞军工、制造大量军火，其规模如下：
2、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收回太原兵工厂,分为西北育才机械厂,西北机车厂,西北修造厂,晋兴机械厂等14个工厂,当时由于战争破坏及日寇掠夺,各厂均残破不堪,且太原四周均为解放区,阎除了少量购入特种合金钢及精密设备外,没有任何外援,但阎大力发展军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制造了2000多台机械设备,为原有机械设备的数倍,如西北修造厂,日本投降时仅有机械设备78台,到1948年9月增至600多台,西北机车厂由157台增加到500台,现将太原解放以前之每月军工生产数量列出如下：西北育才机械厂,75mm山炮由日本投降时的6门增产至15门,手榴弹9万枚,山炮弹16000发,飞雷筒15000个,并可年产机械设备150台。西北机车厂,月产75山炮8门,150榴弹炮2门,榴弹3000发,自1948年2月到12月生产重步兵炮102门,西北修造厂,月产炮弹10800发,重机枪60挺,1948年共产重机枪650挺,轻机枪610挺,西北化学厂,可月产手榴弹3万枚,炮弹40600发,飞雷3万枚,1948年全年年产炮弹82520发,手榴弹1356221枚,地雷榴弹159084枚,晋兴机械公司,月产迫击炮弹10000发,掷弹筒400个,西北制造厂,月产步枪1200支。由此可见,太原战役之所以会打得那么艰苦,绝非偶然。
把上述产能相加，易得，阎锡山系军工部门在1948年的产能为：150榴弹炮24门、75毫米山炮276门（实际产量显然不会有那么多）、重步兵炮（疑似即晋造105毫米重步兵炮，其弹药产量未详）102门，重机枪650挺、轻机枪610挺、步枪1.44万支，飞雷筒18万个、掷弹筒4800个，手榴弹121万发、150毫米榴弹3.6万发、75毫米山炮弹19.2万发、炮弹（口径未详，推测以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炮弹为主）21.2万发、迫击炮弹12万发、飞雷36万枚、“地雷榴弹”15.9万枚。其中一部分产能大概仅为理论产能，实际生产中因重点调整关系并未生产出来，但也可以一瞥其生产数量级。
与此同时，华北解放区全区兵工部门1948年的产量为：
1948年9月南北两线兵工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兵工成为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可靠军火供应源，全区“1948年制造各种迫击炮弹195万多发，山炮弹、榴弹7万余发，火炮800余门，枪弹290万发，手榴弹590万枚，火炸药180余万公斤。”
虽然生产重点不同，不可直接比较，但阎锡山太原一地的军工产能至少在数量级上同整个华北解放区没有区别。
夫阎锡山以太原附近一隅之地，尚不及中央苏区核心区（250万人口）半数之人口，而供养10万大军、自产相当于华北全区之武器，而坚持一年，足可见所谓中央苏区在财力上无法坚持下去是多么的可笑；又可见某些满口“敞篷车革命就是要以均田制封建主义最大限度获取农村人力物力发展工业生产力、制造无产阶级”的工业党、组织术分子不如放弃敞篷车转而去膜拜阎锡山，这些人始终不懂得敞篷车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从来不是简单的所谓组织术、动员术的成功，土改等社会革命也根本不是为了动员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阎锡山的“兵农合一”总体战，最终搞得晋军士气低下、野战一触即溃，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也都粗制滥造不合格（因为只重视数量）、大量报废乃至炸膛，但最终结局也只是因此导致军事失败，而不是经济崩溃。由此可见，中央苏区财力固然紧张，但绝对没有到无法维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