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下竟然还有人复读《张力与限界》，实在令人惊奇。今人似乎多觉得此书大胆不羁，说它是突破了“历史决议”的条条框框，没有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归根于“错误路线”，而从根据地内部的资源枯竭寻找原因。
可是，黄道炫的研究思路恰恰是符合“历史决议”和老干部的集体记忆的——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割裂开来，似乎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赣南闽西苏区在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各路军阀交战，又好像苏维埃红军运动只在赣南闽西发展。
在这样的思路下，曾声震武汉、阻断平汉路的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完全没有存在过，湘鄂赣苏区像是1929年朱毛撤离以后便消失了，赣东北的闽浙赣苏区更是要到中央红军长征后，大家提起红十军团全军覆没时才有出现。
于是乎，我们就能看到离奇的一幕：CP仅凭“革命的张力”，以赣南闽西一隅之地，不到三百万人的核心控制区，就能在国民党的重重压迫之下顽强生存到1934年其触碰到“限界”。
这样，岂不是从一个“错误路线与正确路线之争”的误区，跳到了“赣南山区对抗半个中国”的另一个误区里吗？中央苏区鼎盛时期人口不过四百万，核心老区人口只二百五十万，《张力与限界》描述的中央苏区的资源困境确实不假，可即使苏区粮食生产、军械制造稳定，它也是翻不了天的。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摆在面前：你控制的人口连五百万都不到，怎么对抗，甚至击败控制有上亿人口、可以调动各路军阀一起剿赤的新军阀之首蒋介石呢？
像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以巴通南三县及周边不过三百万人的核心区，去应对联合到一起、控制着几千万人口的四川军阀，即使取得了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的胜利，长达十个月的鏖战也让根据地变成了“被榨干的柠檬”，不得不谋求开辟新区乃至转移的计划。
在这里，不开玩笑的说，我觉得应当多看《毛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就讲的很明白：
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如果讨论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只谈中央苏区的“资源困境”，那我们不难发现，1931年第三次围剿时赣南闽西苏区便缺粮缺盐、“一片荒芜”，要是只看“资源困境”，1931年时赣南闽西苏区就该垮台，根本成不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那红军为什么能够在1931年成功取胜、继续发展呢？因为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红军运动的发展，既离不开主观上CP的努力，也离不开客观上相对有利的斗争环境。红军与苏区的壮大，是成功利用了反革命一方内外的不团结。
这一点，是黄道炫在《张力与限界》中同样提到的因素，在书中第一章“中央苏区的炼成”第四节“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里，黄道炫便指出：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国民党军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的冲突……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合离密不可分，这事实上也是国共“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始终不能忽视的基点。
《张力与限界》第88页
正如黄道炫所说，第三次围剿的胜利，除了红军初期的胜利，也离不开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蒋介石本欲起大兵先行剿赤，得胜以后由江西南进讨伐反对他的西南军阀，然而红军歼其上官云相、郝梦龄部，又以出色的机动能力避其主力决战，让蒋介石感到“剿匪之难，甚于大战”。而当蒋介石的“围剿”陷入泥潭时，粤方势力加紧备战，主动出击，迫使蒋介石放弃围剿计划，全军转移预备同反蒋的军阀上演“湖南大战”。这样一来，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便胜利了——在蒋介石这个新军阀之首遭到其他军阀挑战的背景下。
这样军阀内斗不休的背景，正是赤色武装可以在夹缝中发展，施展“革命张力”的基础条件，许多人读一部《张力与限界》，只关注到了书中着重描写的资源困境，忽视了第五次围剿时期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成功”。
在1931年，蒋介石因为军阀之间的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因为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互斗，不得不放弃围剿计划。1933年，反革命开始新的围剿时，反革命一方的内斗已在蒋介石的“微操”下基本被缓和。
对内，1931年蒋介石眼中挑战他的地方势力有五个：除却江西之“匪”，还有两广另立门户的粤府，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及河南的石友三。这五个势力里，粤方在1932年便与蒋达成了再次联合、停止了军事反蒋，1931年冯玉祥与石友三攻打张学良东北军失败，接着在雷马事变里被赶下台。重返山西的阎锡山也证明其并无反意。到1933年，蒋介石五个“心腹大患”已然只剩一“匪”。
对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威胁，经过九一八、一二八的蒋介石以《塘沽协定》予以退让，放弃长城抗战，暂时满足了日帝的胃口，暂缓了外部帝国主义对其的攻击侵扰。也便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热河、华北的侵略……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口号”（1932年蒋介石在淞沪抗战退让后，也发起了对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成功迫使红二军团、红四方面军转移）
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正是在以上两个背景下发动的。在这次的进攻中，蒋介石是真正的军阀之首，除却手中的上百个团嫡系主力，他还可以调动78个团的湖南及杂牌军阀部队，可以调动91个团的广东军队，以前所未有的六十万军队投入剿赤。而在这之前的1932年，蒋介石早已用过同样的法子，他号令湘鄂川的军阀势力去进攻湘鄂西苏区，以自己的嫡系主力，加上马鸿逵部、收编的西北军部队去进攻鄂豫皖苏区，靠四十万大军压垮了威胁武汉的湘鄂西、鄂豫皖红军。
1931年的蒋介石内有军阀之挑战，外有日帝之入侵。1932年的蒋介石内可号令诸军，只外有日寇侵扰。而1933年发起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无需担心日本帝国主义再打上门，也不用再担心有数省军阀忽然发难向他进攻，过去几年来“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的局面短暂消失了，国内的反动军阀合起来一同讨赤了，国外的帝国主义列强暂时被喂饱了。白色势力形成了脆弱的和平与团结。（十九路军一省反蒋，很快失败了）
此长彼消，在这一时期，本就处于弱势、需要利用白色阵营的分裂来生存发展的赤色势力，自然就触碰到了“限界”。
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红军便意识到了白色军阀团结起来的威胁，指出各路红军应相互配合，破坏、打断敌人的围剿计划。中央红军这时期的军事活动，目的就是策应北方的湘鄂西、鄂豫皖红军。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在“十年内战”时期的真正的决战，不是1933、1934年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而是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与反围剿。
1932年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是战役的胜利、战略的失败。如果片面的看中央苏区，苏维埃红军运动是胜利实现进一步发展，可把视角放到整个长江流域，我们能看到第四次围剿是失败的，本为掎角之势的湘鄂西、鄂豫皖红军垮台、转移了，长江中下游的苏区只剩下江西地区。这象征着全国的苏维埃红军运动开始转入低潮。1934年中央红军的长征、中央苏区的丧失，则代表苏维埃红军运动陷入了最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