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五次反围剿胜利，国民政府会不会崩溃？

中央苏区的资源枯竭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显露苗头了。

在1933年6月1日开始的“查田运动”里，就成功的从老区群众中又挖掘出来13918户“隐藏的地主和富农”。

但事实上，这些人几乎全是屈打成招的结果，甚至还出现了挖“地主根”挖到祖宗七代的奇闻。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便是对这些“地富分子”抄家的成果：平均下来每户只抄掠出了现金44.6元、土地22.4亩。

由于当时对查田运动中被发现的“地主”采取了不分田、不给生活出路的政策，凡是被划为地主的，一律把人抓起来没收其家产。轻则公开审判，强迫劳动或送往劳役队，重则直接杀掉。

而“富农”的处境也类似，当时许多地区都把富农分子当作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全部家产的：

……万泰所有查出富农分子好田的谷子便完全没收，博生戴坊区查出有富农，便不管他愿不愿意捐款，即捆起来施予肉刑……在闽西即三亩五亩小地主土地财产也没收，连被没收后以自己劳动生产的如猪牛羊等也接二连三地没收，引起了全体农民说“太厉害”。

这些行为自然在乡村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大批人口尤其是壮年男子开始选择逃亡：

……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万泰县本来群众逃跑在万泰不限于边区，中心区如砂村区亦有群众逃跑，但以边区为更严重，在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说二千三百人，县委报告是一千八百人。

人口的逃亡不仅加剧了苏区的人力资源危机，这其中还有不少人或是就地上山为匪，或者逃亡白区为国民党军队带路，甚至组成了“铲共团”一类反动组织，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而即便是没有受到波及的“贫农”与“中下农”们也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因为害怕被打成“破产地主”，许多地区的贫农都开始逃亡，留下来的人也不敢继续生产，而是选择大吃大喝，唯恐自己被运动波及。

而且查田运动还波及到了红军自身，当时由于号召要清除干部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在清查中大搞“唯成分论”，一旦被查出是地主富农出身，一律被当做阶级异己分子，成为被清除的对象，轻则开除公职，重则被杀掉，一大批红军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波及。当时长汀有个中农，他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参加了红军，结果他后来在查田运动中被划为地主，三个儿子全部被清洗，剩下一个上吊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