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论文，ZL的铊中毒是多次，而且出现的时间很早。时间线上，SW是后来才可以接触铊盐的，嫌疑度变低了。

过程如下：

2018年发表的这个论文，将此前的一些争议给解决了。

论文是基于ZL当时的头发，进行了重金属测量，可以说，微观上的这个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此前，大家一直确信是二次中毒，而另一边有人曾在天涯上强调只存在一次中毒。

而实际呢，ZL第一次病休前就中毒有20次了，而最早的中毒时间是1994年7月20前后。

如图所示。

图中的跨度为171天。

在论文中已经论证过，这个头发是第一次中毒急性暴发后脱落的。

所以可以大致推断为1994年12月15左右掉落，还可能更早一点。

引用自WIKI记录：

从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
接着（12月5日）胃部不舒服；
最后（12月8日）她的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

从12月8号开始规模掉发，几天就掉光，估计12月15就掉差不多了。

从最后的时间往前推，第一个峰值的时间点是坐标轴上18附近，而最后一个是171，时间是12月15日，可以推断时间是：

1994年7月20日左右。

这就是第一次中毒的时间点。

而这个时间点，应当是放暑假的阶段吧？ZL有没有回学校过，有没有和哪些同学有交集？

现存信息，没有这个时间段的。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头发的生长速度是因人而异的。可能让图中的时间线成为误导。

但是，图中时间线索有力的证据也有，zl在短暂看不见发生在10月，而图中的最大的峰值就是在10月，而在11月zl生日附近，她老爸请吃饭就有不适，也是吻合的。图中的时间线还是相对可靠的！

另一方面，可以正规查到的SW开始接触坨盐是在1994年9月。

1994年9月，孙维进入童爱军、李隆弟教授的课题组实习。1994到1995年，童爱军李隆弟进行一个项目研究，“一类新的流体室温磷光法——无保护介质流体室温磷光 李隆弟 赵瑜 童爱军 (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100084)”，实验的材料里包括铊盐。
课题组成员分别是两名教师（李隆弟和童爱军）、三名女研究生（87级女生陈某、88级女生赵某、89级女生朱某）；两名本科学生：90级男生吴某、孙维。（来源：《羊城晚报》）

从这个公开的证据上来看，SW在7月就开始玩铊盐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么。。。暑假7月还能接触ZL，年长的男友黄某，可能更具备作案时间。。。

参考资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4%BB%A4%E9%93%8A%E4%B8%AD%E6%AF%92%E4%BA%8B%E4%BB%B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9073818308557

案件的细节其实网上搜索可以看到很多细节，我只说一个后续的更新。

那就是2018年时候，对朱令当年中毒时候脱落的头发，有一篇SCI论文进行了研究[1]，其中有一些毛骨悚然的事实。

这篇文章用到了一种叫做LA-ICP-MS的技术，总的来说就是可以分析出一根头发里面每个时间节点里摄入的重金属的量。

再根据脱发时间倒推，就知道具体每天的毒素摄入量。

具体的研究过程就不展开说了，我们直接看结论：

首先在研究方法部分，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内容来看研究对象就是朱令：

“一个来自北京的女大学生经历了……等症状”

后续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这样的，一张图来表示：

上方彩色色块是具体的时间节点，蓝色线条就是头发中的铊浓度。

可以看到这个技术很准，中毒浓度和相关症状几乎都能对应上，例如中毒最高的那次，1994年10月，朱令出现了一过性的视力损伤，这可能是投毒时候剂量用大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出，铊浓度的上升和在学校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合。

第一次投毒1994年的8月，但是似乎投毒人只放了两次毒（波峰1，2），就暂停了

中间也间断用了几次，但是剂量不大，也许是觉得效果不明显，就加大了一次用量，结果出现波峰9，伴随出现了视力障碍症状。

投毒者害怕了，中断了一段时间，第10，11次投毒也没敢用大剂量

一直到1994年12月初，忽然开始频繁出现峰值，直接导致了入院。（当然也可能是改变了投毒方式）

然后1994年12月的这次中毒她头发几乎掉光并且入院，1995年3月又长了一些新头发，这些头发化验结果表明，铊中毒剂量不仅每减少，还急剧上升，同时合并了铅中毒。

所以从这篇文章我们能读到一个毛骨悚然的事实：

朱令的中毒绝不是偶然，是有个投毒者在背后，先进行剂量的摸索，而后逐渐加大用量。朱令第一次住院回来后，还继续投毒，这明显就是要置她于死地……

文章摘要如下：

参考

1. ^Ash RD, He M. Details of a thallium poisoning case revealed by single hair analysis using laser ablati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Forensic Sci Int. 2018 Nov;292:224-231. doi: 10.1016/j.forsciint.2018.10.002. Epub 2018 Oct 9. PMID: 30343235.

贝志诚多年以后仍旧愤懑不平，在2005年网上激辩孙维时，他写道：“协和当年的ICU主任，是他拒绝进行进一步的重金属中毒检查，甚至在发现协和误诊之后，毫无内疚之感，居然在医院会议上说：这件事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

1994年10月，朱令的眼睛曾两次发生暂时性失明以及数日的视力模糊。

虽然她先后分别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以及清华大学指定的北医三院接受眼科检查，但医院并没有检查出病因。

注：朱令令是当事人身份证上的姓名，其同学老师均习惯称呼她为朱令。

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

1994年12月5日，朱令胃部不舒服。

1994年12月8日，朱令的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

1994年12月23日，朱令入住北京市同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检查尿砷尿汞均正常，影像学检查和内分泌各项检查正常。但是，甲皱处呈严重微循环异常状态。

住院期间，朱令的病情得到缓解，并长出头发。

1995年1月23日，朱令没有查出病因，在住院一个月后出院。

1995年2月20日，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朱令返校。

1995年2月27日，朱令出现比较剧烈的双腿疼痛。

1995年3月6日，朱令病情恶化，她的腿疼痛很厉害，并感到眩晕，朱令父母将其送往北医三院求治。

曾经参与诊断救治的陈震阳教授在其论文“罕见的1例严重铊中毒情况介绍”中记录到，朱令“3月8日又出现强烈的脚痛，小腿痛，痛得不敢触及任何物品，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为严重，病情发展很快，并累及腰部。”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门诊，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告诉朱令的母亲“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

在当天的病历里，李舜伟教授描述朱令的病情：

“神清语利，明显脱发，四肢不能被人触碰，指尖和足底红，不肿，温度较高，指尖和膝以下触刺觉减退，膝反射对称，踝反射低。高度怀疑轻金属类中毒，如铊铍等。清劳卫所张寿林所长、丁茂柏等教授会诊。”

入院时，朱令“两手指甲有明显的Mees纹（出现在指、趾甲上的一种白色横纹），被怀疑有铊中毒的可能”。

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李舜伟教授当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张寿林教授联系，请其为朱令诊断。

当天，朱明新陪同朱令到张寿林处检查，根据症状，张寿林怀疑朱令是急性铊或砷中毒，但是该所也不可检测。

由于朱令及其父母和清华大学否认患者有铊盐接触史，并且协和医院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协和医院一直没有进行铊中毒的检测。

1995年3月15日，朱令住进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主诉为“脱发、腹痛、关节肌肉痛3个月，双下肢远端疼痛7天，眩晕3天……患者于入院前3个月（1994年12月8日）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为持续性隐痛伴阵发性绞痛，3个月后出现脱发，双肩、膝关节酸痛”，初次确诊结果为“周围神经病、肢端红痛症原因待查”。当天做的腰椎穿刺结果正常。

第二天神经内科会诊，排除免疫性疾病，中毒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协和医院按照格林-巴利综合征诊治。

入院后病情继续发展，很快波及胸部；面肌歪斜，语音不清，饮水呛咳，出现呼吸困难。治疗采用广谱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白蛋白注射等。

1995年3月20日，朱令开始处于昏迷状态。

1995年3月23日，朱令中枢性呼吸衰竭，协和医院采取气管切开术。

当天，神经内科大讨论，诊断改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采用血浆置换疗法进行治疗。

1995年3月24日，协和医院开始对朱令采取血浆置换疗法，到4月18日，前后共7次，每次均在1400-2000毫升，总计达10000毫升血浆。

有些人认为这对未确诊的情况下维持朱令的生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朱令感染上丙肝。

1995年3月28日，朱令并发左侧气胸，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1995年4月3日，神经内科大会诊。医学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博爱医院，北京医院等。最后会诊意见为：现行的诊断和治疗都是合适的。

事后朱令家属和其中几位专家交谈得知：在去协和医院会诊时，他们因考虑协和医院已经排除铊中毒，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找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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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诚、蔡全清等人将朱令的病史，相关各项检查，协和医院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措施翻译成英文，通过在北京大学的互联网向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发出求救电子邮件。

由于当时互联网不发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中国留学生李新博士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医生约翰·W·奥尔迪斯博士（Dr. John W. Aldis）一起帮助创建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在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的信息发布和协调上产生关键作用。

1996年，李新博士和其同事们发表一篇论文，详细记述当时构建和运行远程医疗诊断系统的经过及在朱令铊中毒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贝志诚、蔡全清等在北京大学上传朱令的病例资料，包括患者发病时的照片，实验室检查结果，神经系统检查结果，放射影像（胸片，脑部核磁共振）等；李新博士和他在UCLA医学院放射科的同事们架设服务器，用来存储朱令的病情资料，汇总分类收到的世界各地发来的电子邮件信息。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朱令的病情进展，写电子邮件来询问进一步的信息或者提出相应的诊断或治疗建议。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服务器上备份储存的朱令诊断治疗日志记载，早在1995年4月10日贝志诚发出电子邮件的当天，就有医生回复诊断为铊中毒。

美国神经外科医生芬克博士认为重金属中毒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当时协和医院回复说所有关于重金属中毒方面的实验室检查都已做过；随着进一步的沟通，美国医生们最终发现协和医院只有做金属砷的筛选试验。

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认为铊中毒不可以排除，认为协和医院必须尽快做关于金属铊的筛查。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指出“疑似铊中毒，认为根据头发脱落、胃肠道问题和神经问题等症状几乎可以确诊”。

芬克博士回忆说，随着朱令病情的恶化，为了尽快明确诊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催促协和医院做铊中毒的筛查；当时除了动用美驻华大使馆的人脉，直接传真相关的学术文章给协和医院，奥尔迪斯博士还和时为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旧友们亲自沟通。

贝志诚和蔡全清等在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后，一共收到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份回复（一说收到回信1623封，贝志诚说超过3000封）。

在发出求救邮件的18天里，有84位医学专家提出“铊中毒”的诊断。一说，约30％的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

在铊中毒被明确之后，各种治疗建议（如普鲁士蓝，螯合剂，或血液透析）通过电子邮件被发往北京大学。

1995年4月18日，贝志诚拿着翻译好的电子邮件到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区门口给医生参考，但他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很少人参看，也没有采纳电子邮件中的铊中毒判断和相应的检测办法，使得当时网上远程诊断的结果没有及时发挥相应的作用。

当朱令父母请求医生考虑电子邮件提出的意见时，协和医生表示：“我们有能力查阅国际医学数据库。”“北大学生带来很多问题。”

贝志诚多年以后仍旧愤懑不平，在2005年网上激辩孙维（后改名孙释颜）时，他写道“协和当年的ICU主任，是他拒绝进行进一步的重金属中毒检查，甚至在发现协和误诊之后，毫无内疚之感，居然在医院会议上说：这件事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

奥尔迪斯博士在朱令的诊疗日志里记录到：至5月16日为止，贝收到将近2000封电子邮件。

另外一方面，贝和他在北大的朋友们试图送给协和医院一个调制解调器，从而使协和医院能够直接和海外的医学同行们进行交流。

不幸的是，因为某些“非技术性原因”，贝志诚等人所有的尝试都未成功。

奥尔迪斯博士对当时海外医生和协和医院之间交流渠道的狭窄以及因此导致有关朱令病情诊疗的信息无法沟通感到十分遗憾。

由于互联网上的回信怀疑是铊中毒，当朱令父母得知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教授可做铊中毒鉴定后，在一位协和医生的暗中帮助下，取得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于1995年4月28日来到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进行检验。

测定显示，“所有标本中均有很高的含铊量，高于健康人千百倍，从而铊中毒的诊断得到证实。”

例如，4月28日各样本的结果为：尿铊275 ug/L，血铊31 ug/L，毛发含铊531 ug/kg，指甲含铊22,824ug/kg，脑脊液263 ug/L。

当天，陈震阳教授出具检测报告，认为朱令为两次铊中毒，并怀疑有人蓄意投毒，同时建议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负责诊断治疗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们在他们1998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强调指出朱令“无明确毒物接触史，早期表现腹痛脱发，未经特殊治疗自行缓解，1个月后又突发周围神经病，并出现脑病表现，不排除2次中毒的可能”。

普鲁士蓝是治疗铊中毒的特效药。

但是根据加大洛杉矶分校服务器上备份储存的朱令诊断治疗日志记载，协和医院一开始（4月28日）没有使用普鲁士蓝，而是准备采用二巯基丙醇（BAL），一种用于重金属中毒的解毒剂。

有铊中毒治疗经验的药学博士伊万·彼得热尔卡（Dr. Ivan Petrželka）和供职于洛杉矶毒物控制中心（Los Angeles Poison Control Center）的阿肖克·贾殷博士（Dr. Ashok Jain）均认为二巯基丙醇（BAL）不是铊中毒的特效药而且有很强的副作用。

1995年4月28日当晚，朱令家属在协和的帮助下，在中日友好医院找到库存剩下的二十支普鲁士蓝针剂。

后来朱令家属又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库存的普鲁士蓝。

1995年4月29日，贾殷博士打电话给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的黄博士，建议采用普鲁士蓝+血液透析+氯化钾多管齐下的联合治疗方案。贾殷博士让李新博士写下自己的治疗方案并让他传真给协和医院。

同时，奥尔迪斯博士打电话给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朋友Reynolds夫妇让他们接受传真，并亲自送往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Reynolds夫妇当天送达；在随后的几天又送一次。

1995年5月1日，李新博士和协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杜博士通话，转达美国同行普鲁士蓝的治疗建议。

纽约毒物控制中心的汉米尔顿博士和霍夫曼博士、洛杉矶毒物控制中心贾殷博士、美驻华使馆医生奥尔迪斯博士、神经外科医生芬克博士和威廉·帕尔默博士（Dr. William Palmer）在一起讨论朱令的病情后，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马上使用普鲁士蓝！”

1995年5月3日，协和医院开始采用联合治疗，普鲁士蓝+血液透析+氯化钾+二巯基丁二酸。

这是在4月28日铊中毒确诊后，普鲁士蓝首次被应用于朱令的治疗。

1995年5月9日，朱令的血小板下降至40,000/mm3，血液透析不得不停止。在回输朱令妈妈的血之后，朱令血小板减少的状况得以改善。

1995年5月11日，朱令出现腹泻同时出现蓝色的汗液。汉密尔顿博士和霍夫曼博士认为铊正随普鲁士蓝排除体外。

1995年5月16日，朱令被重新开始进行血液透析。

1995年5月22日，鉴于血液透析引起朱令的血小板减少和凝血功能下降，协和医院在美国医生的建议下停止血液透析，而单用普鲁士蓝。

1995年5月23日，协和医院医生发现，朱令开始有头部转动，对外界刺激有面部表情显示疼痛的反应。

根据陈震阳论文和协和医院论文的记载，除了普鲁士蓝，当时的其他治疗还包括“异丙醇灌胃”，“持续颈静脉血滤，氯化钾排铊等措施”，这些记载和UCLA服务器上备份储存的朱令诊断治疗日志基本吻合。

因为协和医院至今未能向朱令父母和律师提供朱令病历，详细的病情演变和治疗经过不得而知。

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被排出。

报告显示，5月30日脑脊液中未检出铊，5月31日的尿铊1 ug/L，血铊1.5 ug/L，粪便中铊含量为1600 ug/L。至8月4日，尿铊2 ug/L，血铊0.3 ug/L，粪便中铊含量为10 ug/L，毛发含铊30 ug/kg，指甲含铊165 ug/kg。

但是，由于铊离子在体内滞留的时间太长，朱令的神经系统遭到严重损害，视觉几乎完全丧失，肌体功能也受到严重损伤，且仍处在昏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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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令作铊检测和远程诊断的医生都提出朱令是被蓄意投毒的意见。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还指出“如果不是朱令在工作中使用到铊（一如在生产光学镜头中需要），那么很有可能是被人故意投毒”。

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认为朱令为两次铊盐中毒，第二次中毒是致死的大剂量，并判定是有人投毒。

朱令神智清醒时，曾向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否认其在实验室接触铊的传言。

李舜伟对此不敢轻易相信，特地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请求出具书面证明。1995年3月，清华大学出示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1995年4月28日晚，当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后，朱令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当时的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渝教授提出报案的请求。

薛芳渝教授当即请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贺美英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后薛芳渝立即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清华大学保卫部部长报案（清华大学保卫部和清华大学派出所由于历史原因，人员构成基本相同）。

次日早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芳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薛芳渝教授则表示，迁出同学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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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1995年5月5日，清华大学保卫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在1995年4月28日至5月7日间，朱令宿舍发生一起“失窃案”，朱令的私人用品丢失，包括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和水杯。

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立案侦查。同日，清华大学派出所对朱令家属进行笔录，并对其告知朱令生活用品被盗一事。

“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

2006年，据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并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王补曾被誉为“我国警坛测谎先驱”，据朱令的父亲称，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的处长。

见诸报道的关于案件的进展和调查情况多通过采访朱令父母获得，包括：警方在石家庄找到孙维所在课题组购买铊发票，并在1995年夏秋时分到朱令父亲单位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1995年底，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只剩一层窗户纸”；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有关领导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199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薛芳渝教授告知朱令家人，校方将配合警方作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但后来一直没有下文。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的微博”在2013年5月8日17时06分发布的【北京警方回应“朱令令案”】，北京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根据朱令的日常活动情况，调查走访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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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女，北京人，清华大学92级物化2班学生，是朱令的同班同学，也是朱令寝室的三位室友之一（其余二位是来自新疆昌吉的金亚和来自陕西宝鸡的王琪，都出生于1975年）。

当年孙维和朱令都参加清华民乐队，朱令弹古琴和中阮（一种弹拨乐器），孙维操中阮。

据孙维称，1997年3月，朱令的家人以学生即将毕业离校，人证即将难以获得为由致信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要求抓紧侦破。

1997年上半年，朱令家人上书。朱令家属对孙维清楚两次上书的时间以及内容表示不解。

而孙维更表示，1997年在警方的调查中，清华大学转而向警方表示，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化学品管理非常严格，只有化学系有铊盐，且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

据《孙维的声明》：“我4月2日被讯问时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竟然是：我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

但是，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1997）13号），指出：“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1997年4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将孙维从实验室带走讯问。

根据1997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在被持续讯问8小时后，孙维在讯问笔录上签字，随后十四处通知孙维家人接孙维回家。这是公安部门对孙维进行的首次及唯一一次讯问。

后来，孙维家人于1998年1月也写信反映情况。

之后，北京市公安机关没有对任何人再进行过关于朱令案件的讯问。

在2005年年底，孙维以“孙维声明”的ID在天涯社区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一文。其中写道，“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虽然孙维并没有提供或者上传任何资料支持其说法，当时离案发已经十年。

在署名为朱明新（朱令之母）的1997年11月18日发表在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上的一封信（原文为英文）中称：“顺便说一下，我想你们可能已经听说，警方迄今一直怀疑身为朱令同宿舍兼同班同学的一位女生是真凶，但他们说少于1%的过硬证据尚属缺乏，比如指纹之类的东西，因为犯罪嫌疑人趁中毒的临床报告出来得太迟，破坏朱令宿舍的物品。

尽管如此，警方仍表示不会放弃并有自信在公开的法庭上给嫌疑人定罪。”

但自1995年5月7日立案之后，该案从未进入诉讼阶段，北京警方也一直没有对外宣布侦破此案。

1998年8月25日，即本案结案当天，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家属称：经过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化验鉴定，确定朱令是铊中毒；查清清华大学铊盐的使用情况，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铊盐毒品的使用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登记；朱令是在学校内中的毒；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排除其家属或亲朋接触过铊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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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25日，贝志城以真实姓名在“新语丝”网站发表《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一文，称几乎可以相信孙维是杀害朱令的凶手，并爆料指称孙维是因在民乐团同朱令争抢古筝演出机会而产生矛盾，同时他还“谴责XX在里面的干预”。

2005年11月30日，在天涯社区，一名ID为“skyoneline”的用户发表《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重提此案，指控孙维就是真凶，声称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并指此案未破是“因为政治的干扰”，还爆料称“……（此处与孙维的祖父有关）”

这个帖子在天涯社区内引起关注，网友纷纷指责孙维。

一些网友甚至对其进行人肉搜索，找出孙维的家人、住址、所在单位等个人信息，还有朱令和孙维所在班级的同学列表。

2005年12月30日，天涯社区一个ID为“孙维声明”的用户（此ID由孙维父亲证实为孙维本人，同时也被在天涯发表评论的部分物化2班同学证实）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以孙维的名义公开为自己辩解，称自己不是“学校唯一能接触铊的学生”，并驳斥称贝志城爆料的所谓争抢古筝演出机会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同时驳斥所谓孙家通过背景干预办案的说法，称自己是在1997年4月2日接受唯一一次讯问，而祖父早在1995年12月9日就已经去世。文章中称“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她认为自己没有“投毒动机”，呼吁公安机关尽早破案，“让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

孙维的声明发表之后，几位物化2班的同学迅速以真名或化名在回帖中发言支持孙维。

其中，同宿舍的金亚（化名“太阳正暖”）在孙维声明发表4分28秒后第一个回长帖支持，称清华大学化学系实验室当时管理混乱是事实，宿舍不是朱令唯一的活动场所，孙维和朱令没有矛盾，孙维性格开朗没有高干子弟的架子。

薛钢（案发时任物化2班党支部书记）和李含琳（化名“shoptodrop”）也发帖支持。其中薛钢针对贝志城的发言发表25条反驳意见。

2005年12月31日，贝志城借用朋友“花沐兰”的ID在天涯社区发表《转贴贝志城关于朱令事件的声明》，驳斥孙维及其同学的发言称：孙维在1997年之前已经被调查；孙维爷爷托话，干预不是空穴来风；宿舍关系不是像孙维说的那样好；贝志城，朱令和朱令家人都深信孙维是凶手。

贝志城还写道，“记得多年前我去朱令家看望朱令时，朱令曾经喃喃自语说：我还把孙维当好朋友……难怪她在我休息（至第一次中毒后回清华）的时候老给我送咖啡喝。”

2006年1月13日，天涯社区ID为“孙维声明”的用户（此ID此前已被证实为孙维本人）发表《声明:要求重新侦查，为“窃听器”错误向网友和公安道歉（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驳斥各种谣言。

如：“孙维天天给朱令喝咖啡”“在孙维床下的箱子里找到彻底清洗过的咖啡杯子，孙维的解释是朱令一直不在怕杯子脏了，所以就给洗了，然后怕落灰所以放到自己箱子里保管”“清华传言朱令中毒是因为他爸爸走私铊，不小心沾染的。同时，我补充一点，谣言的来源最后查到，确定为孙维所为”“孙维声称公安仅在97年询问过她一次，这也是撒谎。不说派出所和学校保卫部，据我所知，市公安局在95年开始就传唤过她很多次”“经公安部调查，在做了大量工作后，孙维本人承认她对朱令下毒”等等。

最后，孙维特别声明，“我已委托家人于2006年1月9日向公安机关正式提交书面申请，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采取透明办案方式重新侦查朱令中毒案件，查明真相，给朱令家人一个交代、还我清白！”

2006年1月29日，一位自称孙维同班同学的用户匿名在新浪网上发表文章《孙维同班同学：我们替孙维辩护的真相》，指控孙维在天涯社区发表声明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集体行动」，并附上指导同学为其上网辩护的《回帖纲要》。

在文章的结尾附有据传是孙维，谢飞宇，金亚，高菲，李含琳，王琪的MSN账号（电子邮件）。

据说，孙维与朱令的一名同班同学曾在清华校友网要求涉事的同学解释《回帖纲要》的真伪，但没有得到回应。

该同学也表示，他认为邮件和回帖纲要都是真的，而且涉事同学没有再在清华大学校友网与其他同学联系。

邮件集中也有被《羊城晚报》记者认为是孙维让好友不回复该名同班同学的邮件。

贝志城则声称，《回帖纲要》和邮件是计算机“黑客”破解邮箱得到的。

2006年1月中旬起，《中国日报》、《新闻晨报》、《法制早报》、《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青年周末》、《华夏时报》、《大连晚报》等众多媒体对朱令事件相关内容以及网络上的讨论进行报道。

2006年3月1日，孙维在丈夫谢飞宇、哥哥孙晓辰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凤凰会馆，与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主持人陈鲁豫见面，准备讨论朱令事件和谣言给她生活带来的影响。

但由于孙维方面的原因，采访暂时中止。

《鲁豫有约》执行制片人曹志雄证实孙家与凤凰卫视签订一个“内容保密协议”，主要规定不允许透露双方讲述的内容。

2006年初，随着社会舆论的加剧，此案昔日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孙维更名为「孙释颜」，将原本1973年8月10日的出生日期更改为1973年10月12日。并用中学时期拍摄的身份照片办理了新的身份证件。

2006年，已经退休的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

主要负责该案件的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的李树森，在2006年对采访他的记者表示“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

他表示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纪律的要求，只能说抱歉，不能回答记者的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2007年1月22日、2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东方时空》节目播出专题纪录片《朱令的十二年（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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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召开之际，政协委员陈章立（原中国地震局局长）上交有关朱令的提案，希望抓紧破案并且妥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在2007年9月17日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政协十届五次会议陈章立委员来信反映问题调查情况的复函（公办查〔2007〕040014号）》中称，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已于1998年8月25日结办此案，并妥善答复当事人家属。

该复函还详细说明该案的许多内情，并披露北京市及清华大学已经向朱家交付101.2万元人民币，其中北京市交付20万元，清华大学交付81.2万元。

2007年公安部的公办查〔2007〕040014号文件并未向社会公布，直到2013年4月20日才由《新京报》披露部分情况。

2013年朱令父亲表示，公安机关至今并未告知朱家此案已结。

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表一篇长微博，向社会通报该案有关情况。其中还特别指出“工作中，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

1995年5月5日，清华大学保卫部向我局报案。
我局接报后迅速开展工作，认定有投毒犯罪事实发生，依法立案侦查，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专案组根据朱令令的日常活动情况，深入调查走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
因从朱令令出现中毒状况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
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精神，警方将有关工作情况向其家属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报请政府协调学校和社会相关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予以生活补偿。
工作中，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
公安机关和侦查人员对所有的刑事案件特别是严重侵害公民生命安全的案件，都会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开展侦破工作，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但也确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
对此，也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性客观看待，尊重侦查工作规律，理解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

方XX和斯坦福大学博士石毓智在网上质疑贝志城言论。

朱令家的律师之一张捷也说：“贝志诚当初应当有些话说大，被方舟子抓住”，但受到质疑更多的是贝志城自相矛盾的一些说法。

例如：“大学后完全没见过面，所以朱令第一次中毒也没有去看望过”和“印象中在她出事前，我只在去清华找朋友玩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她一次寒暄几句”。

贝志城最初声称孙维作案动机是“争演出”，在孙维声明发表后，也承认“这个（争演出）能不能算动机，现在的我和三年前的判断也有不同。”

2006年，朱令曾经所在的物化2班试图组织一次联名公开信，“请求公安机关重新侦查该案”。这是由童宇峰发起，朱令的另外一个同学张利负责收集签名。

在2013年接受《博客天下》记者采访时，张利说：“2006年5月，收集到海外同学7份签名，国内同学6份签名。”

在他印象中，国内的女生，包括王琪等都没有在公开信上签名。

童宇峰在媒体上透露，征集签名时，金亚、薛刚、潘峰等人都曾在校友网上要求修改公开信中提到的各种细节。

公开信的联署和发布因此推后，而高菲、金亚、薛刚等人最终也没有参与签名。

这封公开信始终未能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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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

朱令家人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要求公开朱令急性铊中毒案侦破过程和结果的申请。

2008年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为由，对此申请发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2009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正式进行复议，决定撤销北京市公安局的不予公开的决定。

2009年，朱令家人在律师的陪同下再次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公开案件信息，同时了解案件侦破进展，接待人员表示需请示领导再给答复。随后又是几年过去了，仍是没有下文。

2013年4月15日，上海复旦大学发生医科硕士中毒事件，警方确认是室友投毒。随后，网民讨论中再次提起朱令事件。

2013年4月17日晚，贝志城@一毛不拔大师 在腾讯微博接受网友提问，直指孙维是未被绳之以法的嫌疑人，称不认为嫌疑人（指孙维）有被绳之于法的一天，并再度公布“发帖指南”，称当前更希望大家为朱令捐助。

2013年4月18日，天涯论坛帐号“孙维声明”时隔七年后再度发帖《这么多年，和很多人一样，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声称她希望真相大白，比任何人都想将真凶绳之于法。

此次网络事件再度引起中国及海外华人网民对孙维以及相关室友的“人肉搜索”，找出据称是相关人员的电话、家庭住址、工作信息以及个人照片等个人信息。

2013年4月19日，《南方都市报》通过电子邮件采访据称在2005年底破解孙维及相关人员电子邮箱的计算机“黑客”，获得孙维指导几名同学支持她澄清嫌疑声明的“发帖指南”等资料。

“黑客”的身份获得贝志诚的确认。

2013年4月29日，广东《羊城晚报》发表《朱令“铊”中毒，何时有真相》的报导，被各大网站转载，其中新华网、人民网的转载链接后来删除。

2013年5月，莎拉·蒂斯黛尔诗作《Like Barley Bending》的中文版《大麦歌》在中国大陆网络走红，作者为朱令铊中毒事件中的受害者朱令。

大麦俯身偃，海滨有低地，

巨风动地来，放歌殊未已；

大麦俯身偃，既偃且复起，

颠仆不能折，昂扬伤痛里；

我生也柔弱，日夜逝如此，

直把千古愁，化作临风曲。

这篇朱令在高中时期模仿李敖的译作受到网友赞赏。

当时正值朱令案升温时期，诗的内容不禁让人们想起朱令的遭遇，为之唏嘘。

2013年5月3日，新浪微博屏蔽以“朱令”“孙维”“铊中毒”“铊”等做关键词进行的微博搜索。陈坤、姚晨、李开复等名人关于朱令案的微博遭到删除。

2013年5月6日，新浪微博的微博搜索解除对上述关键词的屏蔽。

2013年5月3日，美国白宫网站出现关于朱令案的在线请愿（连结），请愿中称孙维有动机、有途径获取铊、导致朱令瘫痪，朱令案发生后孙维更改名字，并通过“婚姻欺诈”赴美。

请愿要求“为保护我们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并驱逐孙维”。

2013年5月11日，该在线请愿已获得14万余签名。

2013年5月6日，新华网发表题为《舆论呼吁及时澄清“朱令案”传闻》的新闻评论，评论中发出：“案子卡在哪里？对朱令家属的询问乃至申请信息公开，究竟为何搪塞、不予告知？玄之又玄的所谓‘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具体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公众质疑的，当年本案有没有受到权力的不正当‘干涉’？”等7个疑问。

新华网的这篇评论随后也被删除。

2013年5月7日，在无锡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观点制胜》节目中，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接受采访，首次在公开场合指控孙维是最大嫌疑人。

吴承之告诉记者，在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老公安王补（前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处长）曾专门找到他们夫妇，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

• 一、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够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
• 二、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
• 三、懂得铊盐毒性、毒理；
• 四、可接触到铊盐；
• 五、有作案动机；
• 六、有异常表现。

吴承之在访谈中称，孙维是最大嫌疑人。他认为主要有3点根据：

• 第一当年清华大学曾经向他证实孙维是校内唯一有机会接触到铊的学生；
• 第二，检验结果表明，朱令先后2次铊中毒，而第二次中毒地点就在宿舍内；
• 第三，他们向警方报案后没几天，朱令过往的宿舍就发生一起离奇的盗窃案，唯一丢失的就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这是在销毁投毒证据。

而且根据在王补过世前给他的其对凶手的分析和资料，吴承之“很明显知道谁是凶手”。

但是，吴承之暂时不希望公开此份材料。

吴承之还称，王补把“他的手稿他的案件分析全部给我们留下，他没给他领导留”。

几天之后，这期《观点制胜》的视频在国内网站上被删除。

20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通过在新浪微博上的官方认证帐号“平安北京”就“朱令令案”作出回应，向社会通报该案的有关情况。

《南方都市报》在5月9日，回应发表的第二天，引述媒体人@哑巴在微博上的消息，表示朱令母亲朱明新对没有信息公开表示失望。

而其父吴承之则对《温州都市报》表示，他“如果要放弃，十几年前就放弃”并且“要求信息公开”。

2013年5月9日，李春光以朱令代理律师的身份，被朱令父母授权于2013年5月9日12时左右向北京市公安局寄送《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北京市公安局“结办”“朱令令案”的事实材料依据、规范性文件依据以及相关程序文书资料等信息；对该案中“不予公开的相关涉密材料”的密级及保密期限予以公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13、21、22、24和26条的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应当在15个工作日之内向申请人（朱令父母及其代理律师）以书面形式公开申请事项。

但是，截至2013年6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对此未作出任何回应。

2013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朱令案，公开是一剂解毒良药》，呼吁公安机关公开朱令案。

2013年5月，国际主流媒体开始纷纷报道朱令事件。

2013年5月6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民众的怒火指向孙维可能是因为“精英子弟被广泛认为享有特权”。

2013年5月13日，《电脑报》发表题为《朱令谜案：18年前的中国第一次网上会诊》的专题报道，从技术上再次回顾朱令事件。

2013年5月，身在纽约的导演王翀和编剧赵秉昊决定与南京大学合作，计划于9月上演聚焦朱令案的新浪潮戏剧《普鲁士蓝》。

因为多方原因，该创作难以推进，现在无限期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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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6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布“一封奇怪的来信”，直指朱令铊中毒案是朱令室友集体投毒所致。

次日，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此事。

此网友称：“信件已交北京警方，目前尚未得到答复”。

李春光律师亦在微博晒出此信的信封照片。

当年6月底，朱令家人收到一封写自美国洛杉矶、寄自拉斯维加斯的信件。

这封信落款是5月31日，寄出日期是6月4日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落款“冬冬”的作者在信中称，如果不是朱令影响别人休息，“也不会被同宿舍人集体毒残”。

信中写到：“她影响别人睡眠已有两年多，同宿舍人均处于半崩溃状态，且忍无可忍，只想将她逐出宿舍，要她生病留级，将她毒残，纯属意外。”

媒体记者未能联系到该网友求证信件照片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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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起，清华大学校方一直声称，清华大学的化学毒品管理十分严格，本科生不可能接触铊盐。

2006年，原物化2班的一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

2006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隆弟表示，“我和童爱军老师是同一个实验室的，那位同学（指孙维）当时是在童老师名下到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朱令不在这个实验室里。同学们是可以随便进实验室进行实验的。”

2006年1月12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当年指导孙维本科毕业论文的童爱军教授承认，当年自己和孙维（报道中化名“苏荟”）因为课题需要都接触铊盐，但童爱军强调：“仅仅说只有我和苏荟能接触到铊盐是不对的，当年我只是一名讲师，参与的是一个大的课题组，有其他教授和同学参加这个课题组，而且这个课题组也不止我们清华一家单位。”

童爱军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1996年发表一篇涉及到铊盐的学术论文。

孙维本人也从未否认自己可以接触到铊盐，但对清华大学向警方所说的自己是唯一一位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的说法则并不认同。

1997年起，清华大学改变此前一直坚持的该校化学毒品管理很严，本科生不能接触铊的说法。

1997年4月9日，当时仍在化学系任教的薛芳渝教授说：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有铊，多数本科生的确不接触铊，但朱令同一宿舍的女生因帮助老师搞课题，能够接触并使用铊。

1997年4月28日，清华大学总务处杜总长、办公室马主任、保卫处陈处长、教务处李处长等人共同会见朱令家属，杜处长说，学生正常学习环境中没有铊，包括朱令在内的本科生及研究生都不接触铊，清华大学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

但薛芳渝教授则对朱令的父母说，化学实验室里有铊，某些学生在研究课题中能够接触到铊，已在电话中告知朱令家属。

孙维在其2005年于天涯社区发的帖子中声称，她在1997年4月2日警方的讯问中首次得知，清华大学声称她是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孙维对此不能接受。

她查阅有关文献后认为，在收稿日期分别为1991年、1994年、1995年、1996年的多篇论文中，清华大学化学系都有使用铊试剂的记载。直到1997年警方开始调查，化学系才禁止使用铊。此外，后来化学系领导也承认，除了化学系，其他系的实验室也有铊。

为此，1997年4月，她的哥哥（并非清华大学学生）多次独自赴化学系实验楼，拍摄自己随意拿取桌上的有毒试剂进出实验楼，而无人加以制止的情况。

1997年5月5日，孙维找到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将该录像放给党委办公室人员看，并称：“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由学校自己向公安反映真实情况，说明我真的不是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这比较有利于维护学校的形象。”

1997年5月6日清晨，清华大学各实验室突然进行大规模整改，要求师生停止工作，将全部药品严格分类管理，有毒试剂上锁保管，同时由清华大学保卫处进行录像。

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家属，重申以下几点：朱令没有接触过铊；学校毒品管理是按照规定进行的；学校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199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之前，化学系领导通知孙维，由于其被公安调查而不能发给毕业证书，并让其父母来学校谈话，称学校接到公安通知缓发其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当时接待孙维及其父母的一位清华大学党委领导还称：“在朱令中毒的案件中，清华经过多次反思，认为校方没有任何责任。”

孙维的父母当即赴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了解情况，结果公安局方面称根本没听说过孙维学籍之事。其间，孙维和父母致信清华大学党委领导，要求学校将缓发毕业证书的决定尽快通过书面形式通知孙维并加盖公章。虽经过多次交涉，但清华大学坚持不发给书面通知。

1997年7月18日，孙维将其哥哥的录像带和自己查到的清华大学化学系使用铊试剂的有关文献交给公安部门。

1997年7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下发教备厅〔1997〕13号文件《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清华大学铊盐管理混乱问题进行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此后，经孙维及父母多次催促，1997年8月下旬，清华大学党委、校办及化学系领导等人在清华大学招待所（丙所）接待孙维及父母。

孙维及父母表示，清华大学扣发孙维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毫无依据。

清华大学党委领导则称：“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择：要么要学校承认错误，要么解决你的问题。”并称，“你想让清华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此次谈话双方不欢而散。

此后，孙维又给清华大学党委领导打两次电话，要求：“学校如不发证书就应该给我们一份不发证书的书面通知。”

1997年9月29日，化学系领导打电话通知孙维第二天赴学校领取证书。

2006年，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朱令的母亲朱明新告诉记者，朱令在清华大学的物品于1998年第二次被盗。

由于清华大学主动赔偿，态度很好，朱家就一直未将此事公开。

1998年12月，朱明新为朱令办理退学手续时，发现朱令的相机、蜂蜜、咖啡等遗失。

对此，朱令父母质疑：两次失窃丢的都是朱令的生活用品，有人要掩盖什么？

朱明新说，公安部门早在1995年就将这些物品封箱后存在化学系办公室，并给朱家一份物品清单。

化学系对此的解释是“系里搬过几次家，也许是装修工人偷的”，主动赔偿朱家3000元。

此后，记者联系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薛芳渝，他拒绝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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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家人认为，协和医院误诊并耽误治疗时间，才使得铊中毒给朱令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1996年12月，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截止至今，未见披露姓名以及所在所）提供法律援助，接受朱令家人的委托将协和医院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近80万元”。

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协和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1999年4月2日，一审协和医院胜诉。

1999年12月，免费代理此案的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俞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该单位出具鉴定意见：“（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延误，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人民币10万元。

2013年4月24日，朱令的代理律师张捷在其博客上发表“朱令案中有关协和医疗问题的质疑”一文，矛头直指协和医院，除了列举其在诉讼过程中作伪证，还列举其在诊断治疗过程中的一系列可疑之处。如，拒绝进行铊中毒的化验；坚决拒绝一切对于铊中毒的怀疑；拒绝为朱令家属化验铊提供样品；对于朱令家属的化验结果表示怀疑；拒绝使用特效药普鲁士蓝进行治疗若干天，坚持使用自己的解毒方案；输血没有合法的手续造成朱令丙肝，等等。

2006年1月14日，孙维父母托朱令的大学同学转交给朱家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希望两家进行沟通。

同年1月19日，孙维的母亲给朱明新打电话，依然表明沟通的意愿。“我接电话的时候没反应过来，沟通的时间、地点都没定。还有，和谁沟通？我想直接和孙维沟通，我想知道孙维会怎么消除我对她的怀疑。”朱明新对当时采访她的《青年周末》的记者说，“我想对孙维说，只要你想和我们沟通，我会一直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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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南方周末》报导本事件，内容是有关互联网在本次事件利用远程医疗挽回朱令的生命，以及互联网对国计民生的益处，并未披露事件的投毒性质。

1995年9月，《女友》杂志记者陈童发表文章探讨铊中毒的原因，但在采访朱令同宿舍女生时受到冷遇。

1998年6月，《生活时报》报道朱令家属和协和医院的医疗纠纷。

1998年6月，《中国律师》刊文记录朱令住院，互联网诊断，协和医院治疗的经过，部分内容涉及协和医院在此事件中的某些不积极的医疗行为：未经实验室检查，武断排除铊中毒；拒绝了解互联网上世界医学专家的建议，耽误诊断等。文章首次指出朱令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的主治医师名叫魏镜。魏镜医生是学术文章“铊中毒五例临床分析”的第二作者。这篇发表于1998年的学术文章，回顾自60年代起协和成功救治多例铊中毒患者并详细记录朱令病史。

200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朱令在一次严重肺功能衰竭后康复。

2000年12月31日，《北京晨报》同样报道朱令的近况。两篇报道都没有关于投毒的信息。

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和《环球时报》分别在2月19日及3月13日报导朱令家属与协和医院的医疗纠纷的终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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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朱令住进协和医院后（1995年3月），负责朱令公费医疗的清华大学向协和医院支付近50万元的治疗费用。

一年后，1996年4月30日，清华大学根据学生因病休学一年停止公费医疗的规定，停止提供朱令的住院治疗费用。

至此，朱令所有的治疗费用都要由朱令父母独自承担。

许多关心朱令的人士在2004年3月发起成立“帮助朱令基金会”，建立和维护有关朱令的网站。

截至2006年7月11日，基金会海外募捐已超过三万四千美元；其中部分捐款已送达朱令家庭，作为她的康复治疗费用。

而截至2013年5月3日，帮助朱令基金会共收到捐款，总计$177,9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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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之和朱明新原本有两个女儿，姐姐跟父亲的姓，叫吴今；妹妹随母姓，取名朱令令。

吴今擅长芭蕾、钢琴，曾以北京市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却在和同学在野三坡春游时，失足坠崖离世。

相比沉稳的姐姐，妹妹朱令令更活泼灵动。她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保送，直至上到清华。她是北京市二级游泳运动员，擅长古琴。

今天（2023年11月24日）是朱令令50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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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爷爷的面相是这样的：

反廓鸡嘴小耳朵，三角眼，下三白，自己查查代表什么意思。

面相学其实本质上是古人的大数据。

鉴于有人说没干货太玄学了，那我们说点实在的。

孙维的父亲孙大武和朱令的父亲同一个大单位的 （国家地震局），孙大武和朱令的父亲肯定认识，哪怕不怎么熟。当时孙大武在国家地震局下属机关组建的北京太阳电子科技公司当权，是此公司第一任法人。据国家地震局有关人员透露：在1992年夏天，地震局组织去北戴河旅游，孙大武得意洋洋地夸他女儿多么出色，考上了清华。有一个同事清楚的知道这之前孙家在考虑出赞助费给清华，是否出了，不清楚。一位同僚问孙大武是否知道地震局还有谁家的孩子去了清华，孙大武不屑一顾地说：“还有一个是汇文中学的，那个远不如我女儿。” （注：汇文的就是朱令）

从孙大武对同事们的谈话来推论，孙大武有可能给孙维压力：我们单位那个谁谁谁的女儿也考上了清华，你一定要压住她，否则，我在单位里就没面子了，我在同事面前早把你吹出去了（这里用谁谁谁是估计孙大武未必知道朱令的名字）。孙维无论如何也压不住高智商多才多艺的朱令，无法向老爹交代，加上羡慕嫉妒恨，也就走火入魔了。中国人的攀比文化其后果往往是非常悲惨的，导致男人好面子并把男人女人都有的嫉妒心发扬光大，也是由嫉妒发展到恨再到作恶的关键因素。

孙大武曾经和宝贝女儿孙维在朱令进入ICU病房以后专程赶来视察情况，全程态度傲慢不发一言，巡视一圈就走了。再申明一次，是专程不是顺便。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年公司里数人记得孙大武整天拉的脸上加了慌恐，同事见其躲在办公桌多次联系海外关系，这事公安调查时不只一人提到这事。公司海外电话帐单高涨，同僚问他为何，他说在联系一个海外项目和化学产品砷有关，这个同僚至今不明他们电子公司和砷有何关系。国家地震局的一位老人对记者说过，凶手是谁已不是一个疑问，无须追问了，当时孙家找到上面，国家地震局被通知摆平俩家，‘你把人家女儿毒成这样，让我们如何摆平？’地震局很多人，包括公安的人都对此事的处理不满，证据都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真是难以想象，我们生活在如此发达的二十世纪，还会有这样的冤案。1996年四月，孙大武60岁时，被单位劝退。1997年，地震局和孙家很熟悉的人发现孙维和她哥同时改了名字。孙晓晨的原名是孙晓，孙维改成了孙释颜。

假如孙维被诬陷而遭到不给清华大学毕业证的处罚孙维本人不干，她父亲的性格也不是平白无故被欺负的主，也一定要让公安机关搞个水落石出，还给他女儿孙维一个清白，绝不会让女儿改个名字而躲避人们的讨伐。

之前帖子居然被删了。我写的东西：现在新的物证出来了，检测朱令掉落的毛发，推断中毒过程。见上图。这篇文章就是说的朱令，致谢里有"the Help Zhu Ling Foundation for logistic assistances"。

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因为找到了Pb的信号。为什么有很强的铅的信号呢？这不是专门下了铅毒，而是铊盐里最常见的杂质就是铅。或者说，制备铊盐的常见方式就是从硫酸铅或者硝酸铅的废料中做提纯。

明显是五个阶段的样品，纯度不一；嫌疑人明显掌握提纯Tl盐的技巧，至少用了四个批次的样品，且反复日常投毒。不是什么人随便去实验室偷一瓶铊盐、或者买老鼠药来害人这种，因为这样的话Pb/Tl的比不会波动这么大。这也洗脱了指责贝志城和什么受害人男友的无稽之谈，这些人不会提纯Tl盐。

阶段0，有Pb也有Tl，但是没有峰。文章里说是通过隐形眼镜浸泡液微凉摄入。这个阶段的数据也反驳了中药说。如果中药摄入的话这个阶段应该也有峰。

阶段1，有Pb也有Tl，但是Pb远高于Tl，也就是峰1 到峰11，基本上二者的峰伴随出现。注意Pb的单位是Tl的一千倍。也就是这个图里看起来Pb的峰低，但是实际上Pb的含量很高。

阶段2，没有Pb只有Tl，样品非常纯。两个月才学会提纯？当然，毒药不需要很纯。对应连续出现峰值的部分。

阶段3，又突然出现了很强的Pb信号，伴随着稍微延后的Tl峰，对应着受害人第一次掉光头发住院。

阶段4，受害人重新回到学校。嫌疑人一看朱令又回来了，情绪化急火攻心，又下了没有经过提纯的毒。而且这次下毒，体现出Pb比Tl峰高，这次真的漏了马脚。Pb的含量是Tl的300倍，所以这应该是下的可能是未提纯的原料。随后，Tl的含量渐渐上升，体现了样品质量的提高。估计是寒假结束进了实验室可以好好做实验提纯样品了，符合中国学生的求学规律。

所以，现在可以去问问当年实验室走的技术路线是不是需要从Pb盐中提纯Tl盐。我记得当年看过一个资料，孙某加入的是个分析化学实验室，用硝酸铊的原因是需要铊粒子做荧光显示剂。目前的研究条件下，这种测试一般是直接买高纯度样品的，不需要进一步提纯——因此我有点怀疑是否孙某真的是凶手了。但是三十年前的实验室，也许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直接买高纯度样品，因此不好说。简单说：如果当年就不需要的话，孙某就不是嫌疑人。如果孙某在的实验室需要提纯，那就是她没别人了。

一般大学里老师，尤其是一个系的，课题会尽量避免做的重合。我觉得简单查查当年的中文文献，或者问问当年的毕业生和老师，就会知道哪个课题组需要花大力气提纯Tl盐，或者要鉴定Tl，就知道毒物是从哪里来的了。

感谢这篇文章提供了很重要的思路。我是不方便查国内的文献，有心人可以查一下当年清华发表的论文，从技术路线推测毒物来自于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