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甲骨文是晚清王懿荣是从中药药材龙骨中上发现的。
1899 年，王懿荣发现其疟疾药方所用的药材龙骨上有可疑刻画，认为可能是文字，于是大量购买搜集甲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一千五百块。可惜第二年八国联军入京，作为京师顺天团练大臣的王懿荣自杀殉国了。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五千余字，释出的约两千余字，而且其中也有部分释译存在争议。为何这么重要的文物，直到三千年后的二十世纪初才被发现，三千年间不见研究讨论？这到底是商周的东西，还是上周的东西？王懿荣刚发现这个文字，一年内就能搜集到这么多，是不是王懿荣本人伪造的？这可能是题主的疑问所在。
如果仔细想想，就知道王懿荣伪造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一是甲骨文均为商周占辞卜辞，龟卜技术演进为蓍草占卜，有迹可循有理可依，而蓍草占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周易》，延续三千年从未间断，可作为旁证。
举个例子，甲骨文合集 22246 有一句：「辛丑卜，乎（呼）爰姼乳。帚（婦）姼子疒（疾）不𢓊（延）」。
是说武丁辛丑这天占卜，请姼来哺乳如何？妇姼哺乳，孩子会生病，不请。
这就与《礼记》对上了，《礼记·内则》说「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齐朝服寝门外，诗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负之，宰醴负子，赐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这段话是说，孩子出生之后第三天，可以抱出门了。如果新生儿是男孩，要举行射礼，女孩则不用。国君嫡长子降生，需要上告国君，以太牢之礼迎接嫡长子的诞生，太牢之礼由宰官安排。抱孩子的士人，需要占卜来选出，占卜结果为吉的这个士人，前一晚需要沐斋（齐），换上朝服，在寝门外等待，孩子出屋里递出来，这时候射人要用桑木弓射出六只蓬木箭。一箭射天，表示敬天神，一箭射地，表示敬地神，剩下四箭射东南西北，表示以后宾服四方。然后孩子交给士人抱着，宰官向士人敬酒，赐束帛。喂养孩子的奶娘，也是从士之妻、大夫之妾中占卜选出。
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商周的新生儿降生礼。卜辞「乎爰姼乳（请姼来哺乳如何）」和《礼记》的「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对上了。可是这还不算完，后面还有呐。
《春秋》桓公六年记载「九月丁卯，子同生」。《左传》补充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太）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这段话说，鲁桓公六年九月丁卯日，太子子同降生，举办了出生之礼，因为是太子，所以桓公以太牢之礼安排。占卜了士人抱子同，占卜了士人妻子做奶娘。
现在，甲骨、《春秋》、《左传》、《礼记》互相印证了。
《礼记》是儒家经典，经过秦始皇和项羽两次焚书，完整本已经不传，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选的是孔子七十二个弟子分别传下来的版本编辑而成。到汉景帝时，鲁王刘余修王宫，拆了孔子老宅，在墙壁里找到孔家所藏的竹简，发现礼记古文版本，称为《古文经》。这个事情记载于班固的《汉书》。
《古文经》与传世儒家经典有版本差异，可以说是互相印证。《春秋》、《左传》乃至《易经》都有类似的情况。
除了其他古籍引用字句可以证明古经存在外，得益于人类的随葬传统，我们至今仍然不断有墓中文物出土证明古籍的真实性。
最近的轰动性古墓就是 2011 年发现的海昏侯墓。海昏侯墓出土竹简 3000 多枚，这个数字是王懿荣搜集到的甲骨的两倍之多了。
竹简确认有《论语》、《春秋》等儒家经典，可以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
虽然这些关联不是甲骨文不是王懿荣所伪造的直接证据，但是这些传世文献、出土文物互相牵连，互相印证，真实性不言自明。
二是甲骨文研究来源不单一是王懿荣保存下的这部分，在王懿荣死后，仍然多有出土发现，新发现的甲骨与王懿荣、刘鹗流传下来的甲骨形制、文字互相印证，可以证明甲骨文为真，不然民国至今新发掘出土的甲骨，例如妇好墓，得是王懿荣埋进去的。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创办人傅斯年即提出了殷墟发掘计划。从当年 8 月至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一共进行了 15 次发掘，出土甲骨 24918 片。这个数量远远超过王懿荣一年内获得的数量，超出了正常人类所能有的伪造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北京等地，新发现甲骨共 5300 多片。
题主如果质疑商周是否有如此众多的龟甲，出土甲骨大多是商王用的，如果商王都搞不到这么多龟甲，那更显然的是，晚清一个普通官员，更是无法获得如此数量的龟甲。
存世甲骨（绝大部分是龟甲）大约有 10~15 万片，王懿荣只见过 1500 片而已。
三是从语言学上说，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显然是有传承的。甲骨文下启金文，金文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出土文物亦多，甲骨文演化为金文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力。甲骨文上承陶文，现今也有不弱的证据（当然由于历史实在久远，出土文物不多，仍待深入研究）。
从文字发展逻辑上说，甲骨文恰到好处，并不突兀。如果甲骨文为王懿荣伪造，那么他还得顺便伪造带铭文的青铜器和大汶口带有刻纹的陶器。我们不说造假手段骗过碳十四测年法技术，就这个工作量显然不是一个人类能承担的。
随着甲骨文的不断发现，大量学者投入巨量精力，方才破译不及一半的文字，这个文字系统的严密性和准确性，也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伪造的。
另外多说一点，蓍草是如何替代龟甲占卜的？
题主质疑甲骨文为王懿荣伪造的一个观点「怎么可能有足够的乌龟供商朝用 600 年的」，可能恰恰是龟卜转向蓍草的直接原因，龟甲确实不够用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公元前 656 年，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先是「卜之」，结果是「不吉」；于是「筮之」，结果是「吉」。
晋献公满意了，说那既然蓍草卜卦的结果是吉利，我只好遵从上天的安排立骊姬为夫人了。
为献公占卜的史官说，大人，蓍草不如龟卜准确，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这个事情记载于《左传》，《左传》的真实性我们上文谈过了，是经得起推敲的。所以可以证明，至春秋时，国君仍然有足够的龟甲占卜，也会利用蓍草排卦。当龟甲占卜结果对其不利、蓍草占卜结果对其有利时，国君还会选择性相信蓍草技术。当然为国君提供龟卜和蓍草占卜实操的专业卜筮的史官，仍然认为龟卜优于蓍草，为此在国君已有决定后敢于谏言。
这也侧面说明了，蓍草占卜是龟甲占卜的演化，中间的环节应当是数字卦。出土龟甲和清华简的《筮法》大致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具体的细节我有在另外一篇回答里提到：怎样自学易经？，这个回答也还没完全写完。
晋献公立骊姬，是蓍草占卜与龟甲占卜并行、蓍草占卜逐渐替代龟甲占卜的一个绝佳案例。最后晋献公决定不委屈自己，「弗听，立之」。也因此带来了「重耳居外而安」这个故事。
伪史论其实不值一驳，不管是西方伪史论，还是东方伪史论。
事实与真相会有诸多蛛丝马迹草灰蛇线互相印证，而谎言需要需要一个又一个谎言与假设才能圆上。
我们在研究一个事物的时候当然需要大胆假设，但是后面需要小心求证。
如果你大胆假设甲骨文是王懿荣伪造，那现在，我们可以举出上述许多反证，甲骨文王懿荣伪造说不值得再花什么精力去发掘和补充证据了，完全站不住脚的。
西方伪史论其实也一样，如果你真的多看看书，就知道那些质疑都跟甲骨文王懿荣伪造说差不多搞笑。写到这里，我觉得题主应该是个反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