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荣高价收购甲骨的前一年，古董商即已将甲骨带去天津售与王襄、孟定生，王懿荣是中途介入，并将甲骨文带入学界，是最关键的推手，是甲骨文发现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分支。
最早看到甲骨文的是小屯村农民。他们掘得这些宝贝但不识为何物，于是随手扔掉，或填塞枯井，有些头脑灵活的人则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药铺。小屯村有个剃头匠叫李成，爱干此事。每逢庙会，李成还把“龙骨粉”当止血的“刀尖药”去卖。“龙骨”本当天成，因而带字的甲骨药铺是不收的，在出卖时，还需要将上面所刻文字刮去，相当麻烦，况且药铺收购“龙骨”的出价极低，每斤才制钱六文，所以一直没有人下大力气搜求此物。
光绪二十四年，山东潍县（今属潍坊）的古董商范寿轩跑到小屯收购文物。当时金石之学大盛，凡古物以有铭文者为贵，所以范注意询问地里有没有出带字的东西，当问及李成时，李将带字的甲骨拿出来给他看。这是陈梦家1953年到小屯时，亲访李成的儿子李全福及村中老人何金生（即何三，72岁）所得口述史料（《综述》第2页）。
范寿轩初不识甲骨为何物，故未收购。当年冬天，他到天津一名老主顾王襄家里，言及此事。在座的书法家孟广慧（字定生）听范所述，认为当是古代简策，促他速去访求。第二年（1899）秋天，范携所获“龙骨”到天津出售。这是甲骨的首次正式面世，也是学者与甲骨文的首次接触。据考证，交易地点在一家名为“马家店”的大车店，位于今天津红桥区春德街、韦驼庙大街附近的南小道子85号。
因范寿轩索价较高，孟定生和王襄等人财力有限，所购不多，范寿轩遂携至北京，售予王懿荣。第二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王氏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城陷后投井殉国，所藏甲骨后多归《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字铁云）。
1903年，刘鹗采纳罗振玉的建议，将购自王懿荣旧藏并他途所得甲骨共5000余片加以整理，精选1000余片，墨拓石印，名之《铁云藏龟》，是为甲骨文著录之滥觞。甲骨文由此才广为人知，甲骨学亦终在学术界蔚成大国。
针对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个热点，研究重点是王懿荣是否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王懿荣与甲骨文相关材料也逐渐增多，基本否定了题主所提出王懿荣伪造甲骨文的猜想。
20世纪末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若干争议，主要涉及四个问题：
一、甲骨文是否由王懿荣首先发现?
二、王懿荣怎样发现了甲骨文?
三、发现甲骨文是哪一年?
四、王懿荣对甲骨文做了什么样的研究?
1980年孟世凯在《殷墟甲骨文简述》中指出，在王懿荣高价收购甲骨的前一年，古董商即已将甲骨带去天津售与王襄、孟定生。
1982年《历史教学》发表的王襄所著《簠室殷契》成为直接的导火索，后续不断有天津学者发文为“孟王之说”申诉。
总结起来，此“新说”的三个主要观点为：
一、孟王发现及收藏甲骨文比王懿荣早三个季度；
二、王懿荣不可能在甲骨上发现文字；
三、孟王收购在先，他们不要了才售与王懿荣。
天津学者同时指出了“王懿荣说”的五个主要疑点。然此说所持证据皆为王襄自述，此中矛盾、讹误颇多，不足为训。持“王懿荣说”的，则不断将文献与研究推向深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细节也不断浮出水面。王宇信《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1984）一文导其先路，从“发现”的定义入手，着重梳理、对比了王襄不同时期的说法，指出其矛盾之处，最终确认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不应“人为”提前至1898年。
胡厚宣《再论甲骨文发现》（1997）就其早年关于两说的观点被后人“矫枉过正”进行发文澄清。
此外，徐义华《也谈甲骨文发现的“旧说”》（1997)等文章则多从两派所持文献找出孟王之说的漏洞所在，并指出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条件，然于研究方法和材料上并无创见。值得注意的是，邓实《关于甲骨文发现的一段疑案》一文从“范估”的角度切入，通过实地考察，三访范氏故地并查阅大量史料，披露了估人范维清的身份及其与王懿荣相识、售卖的过程，为此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后又在《甲骨文发现史上的另一桩公案》中通过考证，厘清了售卖甲骨给王懿荣的范维清和王襄所说的范寿轩，为同村同族的商贾，并从物价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推断出范寿轩出售给王襄的时间在范维清与王懿荣交易之后。
马如森、马因《再论王懿荣是发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则引用了首见于1899年王懿荣生前接见孙秋颿留下的遗言，解决了王懿荣是如何发现甲骨以及怎样考释甲骨文字的细节。
除此两说（王懿荣说、孟王说）外，学界还有刘鹗说、陈介祺说、陈寅生说、“刘王联合发现说”等观点，但诸说在材料和逻辑上皆有失偏颇。
除了从微观层面罗列证据并“站队”之外，朱彦民站在相对公允的角度看待两说之争，其《论甲骨文发现之初的甲骨学家——王懿荣、孟定生、王襄之交往与关系》提出甲骨发现的争端，并非早期甲骨学者的本意，实乃后人争夺名利的表现，并指出双方所引材料的抵牾处，实为消息闭塞所致。
还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对此现象与学术史写作提出批评和反思。
徐坚《发现甲骨：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法》辨析了甲骨发现的若干误解，并对甲骨学学术史及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进行反思：一是矫正了甲骨发现的研究应着眼于认知意义上的发现，而非行为意义上的发现；二是认为应给予边缘化人群足够的关注，肯定了古董商在甲骨文早期流布和收藏中的地位，提出甲骨的收藏存在一个“前甲骨学时代”之说。
以上，从多角度展现了王懿荣与甲骨文的关联，不仅坐实了王懿荣“甲骨第一人”的地位，彻底否定伪造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