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缓，那就是妥妥的冤案，自动降格处理，无非是为了遮羞和逃避责任的和稀泥做法。
我不赞成这样的判法，错了就纠正，该判无罪就判无罪，判缓算什么，强奸的罪名还在头上，人生背上这个罪名，那几乎是等于打上了“坏人”的标签了。
律师为什么要帮坏人辩护？这是很多人的疑问，知乎上也有这种提问，这个案件不就提供了很好的回答吗。
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人实施的，那么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受到办案人员的是非好恶、角色站位等因素影响。
谁来判断好人坏人？办案机关认为某人涉嫌犯罪了，他就一定是坏人了吗？办案人员不是神，也会出错，不论是冤枉一个人还是重判了一个人，都属于犯错的表现。
而办案机关是公权力机关，相较于犯罪嫌疑人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如果让办案机关一家独大，那就是绝对的权威，无论谁被盯上都毫无反抗之力。
故在办案系统里设置了公检法三家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公安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侦监、审查起诉，法院负责审判。
但这仍然不够，因为是同一体制的关系，利益立场相似，所以更多的可能是配合而非制约，于是法律又设置了律师辩护制度，律师可以直接接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委托介入案件，从而为当事人提供辩护。
以强奸案为例，由于两性关系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事实上就可能产生不少的冤案，这也是刑事案件中冤案的高发、易发罪名。中国人在男女关系上向来讲究含蓄，在发生关系的时候，几乎大部分都是半推半就，那个男生会直接问女生，你愿意和我发生关系吗？这不是神经病吗？
不仅如此，即便是氛围到位了，女生也可能会假意反抗，欲拒还迎，大家不是经常说吗，女生说的“不要”就是“要”，然而一旦女方报强奸，办案机关有时就理解为女生都反抗了都说不要了，你还继续，这不是违背妇女意愿吗？
这不是办案，办案是讲证据和事实，不是钻字眼，不是看可怜，不能讲指标，要结合事情的开始、发展、发生关系的场景、事后的表现等全过程分析两人的情感变化和性自由程度，进而认定是否违背女方意愿，而不是女方说违背就违背了。
我曾经办过一个强奸案，嫌疑人和一家两姐妹都有情人关系，某天嫌疑人到外地出差，姐姐得知嫌疑人所在酒店后说自己也恰好来此地出差，于是两人就约在嫌疑人房间见面，见面后当然免不了一顿干才烈火。
但没想到事后，这姐姐声称玩她们两姐妹要让他付出代价并说强奸了她，并说她老公就在楼下准备打电话给她老公，这嫌疑人一听就慌了夺门而逃。但还是在酒店门口被她老公逮住并拉回了房间，随后报了警，最终以涉嫌强奸将嫌疑人逮捕了。
我记得当时和检察官交流这个案件，我认为是被下套的，当事人是被冤枉的，检察官说:“某某得整没有嘛，得整了的对吧，现在女方不同意，这不是强奸是什么？”我一时竟无言以对。
从私德上来讲，我是谴责这个嫌疑人的，做的确实不地道，和两姐妹长期保持情人关系，而且两姐妹都彼此知晓，发生过无数次关系，在伦理道德上，你可以评判他是一个“坏人”，但是在法律上来说，他真的构成强奸吗？
按检察官的逻辑，如果他构成强奸，那么所有的男士都将陷入“强奸”法律风险之中，因为发生了性关系是事实，但是是否违反女方意愿则完全看女方心情，这不人人自危吗？
强奸罪是重罪，一旦构成就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压根就不存在判缓的条件，如果存在判缓，那就是妥妥的冤案，自动降格处理，无非是为了遮羞和逃避责任的和稀泥做法。
我不赞成这样的判法，错了就纠正，该判无罪就判无罪，判缓算什么，强奸的罪名还在头上，人生背上这个罪名，那几乎是等于打上了“坏人”的标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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