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的时候去山里支教过。
我们的学校在山里，进山要搭一小时面包车，再转二十分钟巴士。
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水龙头，厕所是旱厕，左男右女。
学校没有宿舍，我们晚上把课桌一拼，睡在课桌上。
最近的小镇距离我们要走四十分钟，镇上的饭馆只卖盖面，没有米饭。整个镇上只有一家宾馆，宾馆里只有两个标间。我们一周去宾馆洗一次澡。
这样的支教条件下，我看到的是：
学生们家里住在山顶，山顶到山腰没有路、没有路灯。九点上课，他们凌晨五点要打手电筒从山顶出发，一路从土坡上爬下来。早上七八点，一群学生就在校门外守着了。
每天早上我们在水龙头前刷牙煮饭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生聚集在校门外。我们的早餐是白米粥，他们的早餐是小卖部五毛一包的辣条。
我们有家访环节，我在家访时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土屋、瓦屋、红砖屋。它们坐落在菜田的边缘。
家长们热情地切西瓜蒸馍招待我们，那是他们最好的东西，我们去了多少人家，就吃了多少片西瓜。
我们没在镇上碰见过学生，镇上的学生会去更远的、山脚下的学校上学。住在山顶的农民的孩子要下山太远了。
有一次一个学生发烧，一个志愿者男生送他回家，他背他上山，爬土路花了两个小时。
他跟我说，那个孩子趴在他背上说对不起，他给老师添麻烦了。那个男生一边背着他往山上爬，一边哭。
《我本是高山》的创作团队，对真正的山里人、农村人没有哪怕一点点清晰的认知。他们高高在上地打量自己的创作素材，不肯弯下腰来多看他们一眼。
我教的是小学，但家访的时候家长们会问我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事。他们会和我们讨论，镇上只有初中，高中要攒钱进城读，城里能不能找到工作。
有些学生你见不到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的爸爸妈妈从天亮到天黑都泡在农田里，学生回家自己做饭、自己干家务、自己写作业、自己睡觉。
有没有读不了书的女孩呢？
有，连男孩都读不起高中，何况女孩。
六年级有一个女孩，她爸爸扔下他们家跑了，去城里组建了新的家庭。因为他和她妈没领结婚证，所以不算重婚。
他失踪了两三年，直到村里人进城碰巧在城里碰到他，才发现他和别人在城里生了一个儿子。
她妈妈受不了这个刺激，也抛下女孩跑了。女孩和她爷爷生活在一起。她爷爷是抗美援朝的老兵，腰里有没取出来的弹片，瘫痪在床。
她和她爷爷靠村里给老兵的补贴生活。五毛钱的北京方便面，用热水泡开，她和她爷爷每天就吃这个。家里没有锅，连挂面都煮不成。
我们去她家家访的时候，发现她家是危房。
砖搭的墙，大瓦片做的顶，只有两间屋。我第一次知道只有半面墙的屋子也能住人。两间屋只有一个电灯泡，天黑了什么都看不到。
和我们一起支教的人里有三星工作的志愿者，他是陕西作协的成员。那个大哥发动了作协里的朋友，大家合伙给那女孩申请了一个慈善基金，每个月能拿到五百块钱。
我们走的时候把剩下的锅碗瓢盆全留给了女孩和爷爷，北京方便面至少能换成青菜面了。
春节我们有志愿者回去看学生们，特意关注了女孩的情况。老兵爷爷走了，只剩女孩一个人。爸爸没回来，妈妈也没回来。支持她生活的是村里的干部和作协的哥哥姐姐。
三星的哥哥给了她一部手机，帮她联系上她爸爸。她爸爸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年后回来接她。
等到女孩在镇上上初中，她爸爸还是没影儿，作协给她的资助从每月五百涨到每月两千，他们说如果她爸爸还是不管，他们应该会资助女孩上高中、考大学。
《我本是高山》的创作团队，有现成的例子摆在面前，照抄不会，编也不会。他们对底层村民的坏和底层村民的好没有一点数。
凭他们臆想中的理由，逛街和吃烧烤，村里女孩就可以不上学。
别说村里的学生，我们整个支教团队在山里都没吃上过一口烧烤、逛过一次街。山里能开烧烤摊能逛街，山里人一定过得很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