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可能有很多，在此仅讨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懂得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
在如今的教育体系下，从思维方式上说，知性形而上学占据着支配地位。绝大多数人只会孤立地看待、零散地解决个别问题，而无法洞察事物的内在联系；更有甚者，不少人把学习等同于死记硬背，将知识视为僵死的定义或者结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然而，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副标题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要求全面地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与形而上的思维是格格不入的。其实，马克思根本就没有给出任何“永恒正确”的定义，而是逐步地从历史中抽象出一些简单范畴（这些范畴本身又在不断地运动），并揭示其内在的联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说：“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
从最简单的抽象（即商品）出发，马克思演绎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而且运用了大量的实证材料作为具体的再现。不过，历史和逻辑并不总是统一的，在某些范畴被创造出来之前，它们反映的内容就可能已经存在，一切固定的范畴在该情形面前都会束手无策。
《资本论》却没有陷入上述困境，因为其中的范畴本来就随着历史而运动——即使说法相同，种种范畴的实际含义也可能大相径庭。有了辩证法，马克思既研究了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也在其基础上透视了历史。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2]
列宁有一句名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 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特别是它的第1章。”[3]如果不转变常见的思维方式，那么读不懂《资本论》实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