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史编纂工程的谣言已经很多了，
不差这一个。
关于《清史》的闲言碎语、道听途说的猜测和造谣已经有很多年了，
这个美国人的所谓猜测蛊惑人心又能算个啥呢？
这位据说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好像跟历史学方面的资历没有啥关系吧？！
1、2002年8月启动国家清史编纂工程。
2、“清史编纂工程”的组织体系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和相关部委，从学术、人才、资料积累、国家财政等方面反复论证之后，
于2002年10月成立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为组长，十五个部委和相关单位领导参加的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
这十五个部委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档案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
之后在2022年12月才成立了以戴逸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清史编纂工程是国家工程，
不是某个个体所能决定的。
3、国家对“清史编纂工程”的态度和标准
2003年1月28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会议，议定了指导清史纂修工作的五点意见，提出“编纂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
会议指出：时至新世纪，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学术文化日趋繁荣，清史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纂修高水平《清史》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新修清史的基本目标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集中和动员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清史和其他学科的优秀专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一部能够反映新中国理论水平、学术水平、科学水平的大型《清史》著作，使之成为新世纪学术发展、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成为能够反映当代文明水平的传世之作，这对于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增强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人民日报》2003年1月29日）。
这里的关键词汇“反应中国当代最高的理论水平、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增强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清史编纂工程编撰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目标和标准，
“爱国”、“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这些目标跟“新清史”一致吗？
4、“清史编纂工程”的编撰进程
根据戴逸老师的总体设计，
戴逸老师把写这部《清史》叫做主体工程，另外还有个基础工程，就是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从2003年就开始主持编辑和出版五套丛书，这就是第三个“五”。
五套丛书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共出版图书242种，3603册，总字数超过20亿字。
基础工程都是这样浩大，
主体工程那就更别说了。
那就是跟浩瀚的大海一样，
这样的巨作三审三校需要的时间怎么可能是三五年就完成呢？
“从2003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到今年已走过十六个年头，到我们2018年提交送审稿是十五年。十五年基本完成清史纂修的送审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2日 11版）。
马大正，男，1938年生于上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马大正文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新疆史鉴》，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卫拉特蒙古史纲》等70余种。
戴逸老师认为应该将2003年1月28日（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召开了关于清史纂修的大型会议的时间）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的日期。
2018年初步编撰完成“清史编纂工程”，
同年提交“清史编纂工程”送审稿（一审，需要三审三校才能通过正式出版）。
2021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明确告诉世人：《清史》三审三校时间不会短，大家要有充分的耐心。
2018年9月我们把《清史》送审稿上报中央，因为这个项目是中央批的，因此第五个阶段是从2018年9月份开始的，下面到底还要延续多长时间还不好预测。2019年9月中央专门把送审稿的审读工作交给了2019年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由他们来负责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读。审读工作的领导小组已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我也去参加了此次成立会。审读工作有明确的要求，严格的程序，当前我们除了做好审读的配合工作外，还要继续进一步打磨、修饰书稿，每一部类的专家们都在照常工作，按照我们自己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修改。同样，根据审读的意见，我们还会继续修改。现在出版社已介入，出版社还有三审三校，到正式印刷出版，估计时间不会短，大家要有充分的耐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2日 11版） 。
5、戴逸老师对“清史编纂工程”的态度和立场
他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远的不说，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国家发生什么事，特别是涉及到边疆，因为我是研究边疆的，所以清史纂修过程中间，凡是涉及到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因为我的信息也比较多，各种各样渠道都有，民间的有，官方的也有。比如说前几年关于“南海仲裁案”，围绕这个问题，戴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南海诸岛的清代情况都讲清楚，而且还得跟国家的口径一致。”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另外，前几年我们跟印度在洞朗边界的对峙。洞朗边界起源的一个条约，就是1890年光绪年间的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在我们《边政志》里面也有记过，他特别又把我找去，让我好好看一看。我们编写清史的专家，特别是编委会二级组的专家们，在这方面都还是心里有数，没有稀里糊涂的人。但是戴老师的这种政治敏感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他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这些方面都十分出色，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还涉及到一个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这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讲述戴逸老师纂修清史的态度和立场，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2日 11版）。
这怎么可能受“新清史”过大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