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挺好，一层层扒裤子。
我一直觉得，默许超时加班，是一种很巧妙的转移成本手段。
例如你，朝九晚五，月薪8000；
我，时薪20，靠着每天多加班2小时且没有周末，全月无休，月薪也8000（但工厂必须遵守法定加班系数）。
这俩相似的数字背后是截然不同的生活。
后者比前者往往每月多工作60至80小时，身心健康处于严重恶化状态，几乎没有个人时间去处理社交和家庭关系。
“积累职业技能”这种更是鬼话。
但在数字上，后者往往可以被包装成某种“蓝领中产”，成为外界认知里相对光鲜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反正政绩KPI只需要数字，个人休息时间和劳动环境保障都属于拉高劳动力价格的成本。
但更多区别是隐形的。
愿意赚加班工资的，不少是外地的、没有本地房产的、中低技能的。
这意味着他们在居住和本地公共服务上（特别是医疗和子女教育）要付出额外成本。
而前者朝九晚五就八千的，大体上有本地房产和户口，能降低这两方面的支出。
因此虽然看上去是同水平收入，但二者实际上存在着支出剪刀差，后者的不安全感更强烈。
后者出现重储蓄、晚婚育、低消费很正常，他们是流动的手停口停。
常规路径，一般是先打击加班加得严重超时的，至少允许工会行使集体协商权；
然后基于工会、企业、政府三方博弈结果，摸出一个最低工资；
不少行业里这个基本工资只能温饱，所以政府需要看看自己能补多少缺口（不用补的当然最好）。
补得住的行业，那就从食品券到企业补助，员工福利端和企业减免及补助端下手；
行业利润实在太差，补不住，那关停并转，人力有所竭。
说白了，立法是框架，那执法就是获得框架内的真实博弈反馈；
所有执法必然都有模糊，但应当尽可能获得真实反馈来调整立法；
最后努力向一个社会效率最优的立法靠拢：这个法多数人能照做、照做后多数企业能运转、多数员工能过日子。
但咱在第一层，也就是违法加班和集体协商权上，就垮了。
咱这的最低工资的调整，说白了并不是根据框架内的博弈结果而调整（总体上压制博弈）。
而是根据对企业和地方数据的测算，估算出本地需要维持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的最大额度，慢慢加上来。
能过日子吗？也能。
但大量因户籍、因迁徙流动、因缺乏劳动环境保障、因不合规加班费及社保的成本，实际上都转嫁出去了。
于是大量超时加班，员工不得不用自己的超时劳动和身心健康来支付这些隐形成本。
但这里面的很多成本，例如居住权、受教育权、公平社会保障等，照理来说政府要担大头。
现在富士康可能是打个回合制、也可能是因为订单减少和产能转移，总之据说要大搞5天8小时工作制。
如果成真，那大概又要扒一层裤子，成本转移的裤子。
照我的身边统计学，富士康老哥一般四成工资靠加班。富士康一把回到法定工作时长，很多老哥立马得提桶跑路。
不是他们热爱被加班，而是眼下的最低工资并没有覆盖他们的真实成本，社会福利也没有帮他们填补这块。
于是他们只能找愿意保持压榨力度的企业，通过高强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补上。
从某个刁钻点的角度说：黑心工厂们可能还相对“眉目和善”点，毕竟社保制度和福利建设的缺口不是他们能搞的。
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