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就有阶级,有阶级就要有区分,所以不一样的人就要说不一样的话——哪怕他明知道自己说的没人爱听。
![](https://picx.zhimg.com/v2-edd8d1ffb05fbb3a4ec264c876b73ccf_r.jpg?source=2c26e567)
所以你看,先秦时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分成了风雅颂三个部分。有普通群众的民歌,有王公贵族的雅乐,还有国家祭祀的颂歌。最受欢迎的,永远都是大家听得懂、喜欢听的「民乐」。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https://picx.zhimg.com/v2-bf5a823618f7d0b969640b5c8f8d901c_r.jpg?source=2c26e567)
初唐四杰之所以能在诗歌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大程度是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旧有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并勇于改革齐梁浮艳的诗风。把宫廷的内容民间化,大众化。
讽刺的是,上官仪(宰相,副国级)作为最擅长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的诗人,创作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修辞之美,被称为「上官体」。而现在体制内八股则被称为「文秀体」。
![](https://picx.zhimg.com/v2-2f2f91b14a2e897724264c640f07796f_r.jpg?source=2c26e567)
北宋时期王安石(宰相,副国级)废诗赋取经义。到了南宋,经义已经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的固定格式,是为八股雏形。
明清时期,八股文成了「公务员」考试规定的「申论考试」内容。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如《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这种老太太的裹脚布,虽然是考试需要,但领导也未必就喜欢。
明朝洪武年间,刑部侍郎茹太素呈上一万七千字的奏折,朱元璋听中书郎念了一万六千字还是连篇累牍的废话,气得把茹太素拖上大殿打了一顿。第二天朱元璋接着听,发现最后提到的几点建议还都挺靠谱,于是采用了其中四条。500字的事,用一万多字去说,这就是当时的文风。
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
![](https://picx.zhimg.com/v2-df8a484f2abfec42114047cbbde74137_r.jpg?source=2c26e567)
其实我党也是一直反对这种八股文风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就有一篇叫反对党八股。毛泽东给党八股列了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公文材料第一要义是逻辑清晰,用词干练,表义明确。一份汇报材料要让一个外行看着都能明白说的是啥;一篇理论文章要有理有据,让人觉得「哎真是这么回事」;一个调研报告要有明确的证据支撑和行之有效的建议。
在此之上可以锦上添花,但最怕回到上官仪和茹太素这种说的都是云山雾罩的冠冕堂皇。
「四六句」的文风也不是不行,齐桓爱衣紫、楚装好细腰,写点对仗风格的四六句无可厚非。但这个东西应该是拿给某个群体和某些人看的,而不应该是大发特发拿给天下人,徒增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