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就有阶级，有阶级就要有区分，所以不一样的人就要说不一样的话——哪怕他明知道自己说的没人爱听。
所以你看，先秦时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分成了风雅颂三个部分。有普通群众的民歌，有王公贵族的雅乐，还有国家祭祀的颂歌。最受欢迎的，永远都是大家听得懂、喜欢听的「民乐」。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初唐四杰之所以能在诗歌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大程度是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旧有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并勇于改革齐梁浮艳的诗风。把宫廷的内容民间化，大众化。
讽刺的是，上官仪（宰相，副国级）作为最擅长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的诗人，创作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修辞之美，被称为「上官体」。而现在体制内八股则被称为「文秀体」。
北宋时期王安石（宰相，副国级）废诗赋取经义。到了南宋，经义已经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的固定格式，是为八股雏形。
明清时期，八股文成了「公务员」考试规定的「申论考试」内容。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如《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这种老太太的裹脚布，虽然是考试需要，但领导也未必就喜欢。
明朝洪武年间，刑部侍郎茹太素呈上一万七千字的奏折，朱元璋听中书郎念了一万六千字还是连篇累牍的废话，气得把茹太素拖上大殿打了一顿。第二天朱元璋接着听，发现最后提到的几点建议还都挺靠谱，于是采用了其中四条。500字的事，用一万多字去说，这就是当时的文风。
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
其实我党也是一直反对这种八股文风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就有一篇叫反对党八股。毛泽东给党八股列了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公文材料第一要义是逻辑清晰，用词干练，表义明确。一份汇报材料要让一个外行看着都能明白说的是啥；一篇理论文章要有理有据，让人觉得「哎真是这么回事」；一个调研报告要有明确的证据支撑和行之有效的建议。
在此之上可以锦上添花，但最怕回到上官仪和茹太素这种说的都是云山雾罩的冠冕堂皇。
「四六句」的文风也不是不行，齐桓爱衣紫、楚装好细腰，写点对仗风格的四六句无可厚非。但这个东西应该是拿给某个群体和某些人看的，而不应该是大发特发拿给天下人，徒增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