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谷歌直接搜索unemployment+crime这两个词条，得出的置顶结果是英美国家对于失业率和犯罪率关联的研究。

这是因为，苏联对这项罪名有更重量级的称呼——Social parasitism（社会寄生罪），俄语:тунеядство tuneyadstvo。

简而言之，在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你不劳动就是犯罪，也就是社会的寄生虫。

最初，Crime of parasitism只适用于富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囤积粮食，不劳而获是对社会的寄生。

The Soviet propaganda poster encouraged dekulakization, by portraying the Kulaks as hoarding.

这张寄生罪海报提倡消灭富农，跟失业者没什么关系。

直到1936年，苏联正式宣称建成工人社会主义国家。

失业在官方和理论上都被消除了。

在宣布自己是工人国家的苏联，每个成年的健全的人都被要求工作到正式退休。

Those who refused to work, study or serve in another way risked being criminally charged with social parasitism (Russian: тунеядство tuneyadstvo, тунеядцы [tuneyadets/tuneyadtsy"),[2]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ist principle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contribution
根据“各尽其能，各尽其责”的社会主义原则。”那些拒绝以其他方式工作、学习或服务的人可能会被刑事指控为社会寄生(тунеядство tuneyadstvo， тунеядцы）

苏维埃政府将年轻人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并针对那些不符合Socialism规范的人。

光在1961年，就有13万人被认定为“反社会的寄生虫”。

“如果市民在应该上班或上学的时间出现在街上，他们可能会被拦下。处罚是监禁一至六个月，或罚款1,000至5,000列伊。不雅或淫秽的手势或言语将被处以20天至3个月的监禁，或高达2000列伊的罚款”。

1976年的一项法律甚至继续扩大了反社会寄生运动。它指出，如果有工作能力的人拒绝工作，他可能会被法院命令强迫在建筑工地、农场、森林或工厂工作一年。警察和民兵的任务是执行这些措施，其行动往往是武断的。

看到这你可能以为，我工作还不行吗.jpg？

不当街溜子不就完了？

然而实际操作是———

只要当局认为你“没对社会做出足够贡献”就有可能被指控并判刑。

经典的比如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老哥。

布罗茨基自1955年起辍学谋生，先后做过车工、司炉、医院太平间运尸工、水手等13种工作，并开始写诗，多数发表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所办的刊物《句法》。

看起来还不错是吧，典型底层劳动人民，偶尔写写诗。工地诗人嘛这不是？

然而，1964年的审判中，当局就认为

“他的一系列零工和诗人的角色不足以对社会做出足够的贡献。”（A 1964 trial found that his series of odd jobs and role as a poet were not a sufficient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因此被判社会寄生罪，关五年。

然后72年这哥们被剥夺了苏联国籍，当局告知“苏维埃欢迎他离开”。

他只好润到美利坚当起了专职诗人，并在87年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Reference：

1. 1.Roxana Tarhon, “Cum arătau și cine erau cei care asigurau ordinea în societatea comunistă”, TVR, 28 April 2020
2. 2.Those who do not work must be put under arrest (Russian), a gallery of intellectuals accused of the crime of "parasitism", Kommersant

熟悉维克多崔的都知道，当时苏联你到了年纪必须得有工作，就是这个“社会寄生虫罪”。因为摇滚乐手不是正经工作，所以摇滚青年为了躲避这个罪名都会挂靠一些单位，比如崔就在烧锅炉。

在烧锅炉之前，他在一家浴室里打扫卫生，每天只需要上一小时,但因为是晚上10点到11点所以他换工作了。

烧锅炉只是个幌子，他们把这地方当摇滚俱乐部玩。

【【维克多·崔】锅炉房里的偶像纪实】 【维克多·崔】锅炉房里的偶像纪实_哔哩哔哩_bilibili

实际上是有这种罪名的，但规避起来很简单，至少80年代很简单。

答案是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失业罪”，这显然是某些不学无术的朋友为了吹狗哨凭空捏造的，事实上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苏联，唯一接近的罪名是“社会寄生罪”（Тунея́дство），其诞生于1951年7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项《关于打击反社会寄生分子的措施》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具备工作能力却逃避劳动，过着“寄生生活”的人将被强制安置并参与劳动。

换句话说，居家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等等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并不在该法令范围内，就业本身并不是该罪行的唯一衡量标准，该法令只针对那些具有劳动能力、但故意不从事劳动而依靠乞讨或违法乱纪等等来生存的“寄生虫”，其初衷既是为了贯彻“不劳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苏联1936年宪法就着重强调了该原则），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同战时前后方、沦陷区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残酷斗争，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因此，实际上该法令具有浓厚的政治因素，是布尔什维克消灭资产阶级对社会寄生的一个延续，远不是该问题中“失业罪”这种似乎“你找不到工作就要进监狱”的莫名其妙的罪名，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战后苏联百废待兴有更多更急切的问题急需解决和领导干部不够重视相关问题，没有积极落实等原因，该法令其实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关于这一点，我的这篇旧文已经根据档案文件论述的很清楚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移步阅读：

至于说某些将这个本就子虚乌有的“失业罪”进一步和另一个苏联史经典谣言，即所谓的“怠工罪”混为一谈的朋友就更是贻笑大方，算是向我们生动展示了一遍谣言和谣言之间是怎样串通在一起，然后互相“佐证”的，也算是“反面教员”了，关于苏联时期所谓的“怠工罪”在这两篇文章中有详细讨论，在此就不加以赘述了：

一般认为，苏联（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晚期之前）基本消灭了社会失业现象，尤其是解雇非常困难，再加上全面的基础教育和工作分配，想失业需要费一番力气。出现失业或是以各种罪名被判刑还是以个别情况为主，至少远远低于西方同类水平。

不过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因为在长期的西方腐朽堕落还有三个星期就要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失业是一种百害无一利的恶劣现象，所以西方中心主义一厢情愿地认为，失业是不好的而充分就业是好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大笑三声了，这帮人实在是没见识，他们需要一些真实的东方社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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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读一读《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杂志 1987 年第 6 期发表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施梅列夫 (Nikolai Petrovich Shmelev) 的文章“Авансы и долги”。这篇文章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纲领性经济文件之一，值得细读。原文可参见：

这篇文章提及就业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自然失业率保持在高于2%的水平上，不能假装其不存在。

其次，岗位空缺不断出现，需要培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来承接需求，这需要加大投入。

下面就精彩了，我直接上译文：第三，我们不要对寄生于就业保障的信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视而不见。今天，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涣散、酗酒和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度充分的就业造成的。我们应该无所畏惧地、以商业的方式讨论我们能够从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后备军中获得什么，当然，这些后备军并不是完全任由国家摆布的。这是一场关于用纯粹的经济强制取代行政强制的对话。失去工作、领取临时津贴或被派往任何地方工作的实际危险是治疗懒惰、酗酒和不负责任的良药。许多专家认为，向这些暂时失业的人支付几个月的足够津贴，要比让大批无所顾忌的闲散人员留在生产中便宜得多。

参考原文：В-третьих, не будем закрывать глаза и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ред от нашей паразитической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в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ной работе. То, что разболтанностью, пьянством, бракодельством мы во многом обязаны чрезмерно полной занятости, сегодня, кажется, ясно всем. Надо бесстрашно и по-деловому обсудить, что нам может дат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небольшая резервная армия труда, не оставляемая, конечн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полностью на произвол судьбы. Это разговор о замен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принуждения сугуб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Реаль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потерять работу, перейти на временное пособие или быть обязанным трудиться там, куда пошлют, — очень неплохое лекарство от лени, пьянства,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Многие эксперты считают, что было бы дешевле платить таким временно безработным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сяцев достаточное пособие, чем держать н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массу ничего не боящихся бездельников, о которых могут разбиться (и разбиваются) любой хозрасчет,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поднять качество 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труда.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当时普遍将酗酒视为导致问题的重要原因，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结果也是一败涂地结束了。当然，禁酒运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有机会可以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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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斯塔科夫（Vladimir Georgievich Kostakov，苏联和俄罗斯经济学家、科学组织者、经济学博士、教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后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表示：

从70年代以后的大约15年里，大多数企业、机关和组织的劳动强度水平都明显地下降了一一往往在那些有一个人就能胜任工作的地方，习惯的办法却不得不放上两个人，甚至还要放上三个人。实有的多余人员要超过空闲工位好几倍。

——Костаков В.Г. Полная занятость. Как мы ее понимаем? // Коммунист. 1987. - № 4.

那些最明显的、处在表面的过剩的工作人员也不少于1000万人（国民经济中1亿3千多万就业人员中的过剩人员）。

——Костаков В.Г. Занятость: дефицит или избыток? // Коммунист. 1987. №2.

在《国营企业法》发布之后，《消息报》于1988年2月12日发表文章称：在本五年计划中，要从社会生产中精简300万人，到2000年，被裁人数将达到1600万人。

——О. Осипенко.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труд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1. 1988. С. 22 ; Известия 12 февраля 1988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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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在苏联令人极其绝望的晋升制度之下，产生了明显的就业倾向现象。

1980年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77%的青年工人在工作期间未提过级，60%以上的青年工人由于看不技能能级提高的前景而想要改换职业。已经想要调离工作的人中，只有11%的人认为有可能在一年内提级，41%的人认为只有经过5~10年才能提级。

——А. П. Веров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а условиях развит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Горьгий, Волго-Вя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1.

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之下，苏联全国在1970~1983年内，非生产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速度明显快于生产部门。见1983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388页：

上面划线的第一行为工业，后三行则为贸易、餐饮、供销、消费服务、医疗保健、公共教育、文化、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服务等等类别，第一行的增长仅为16.8%左右，后三行则均在35%的水平以上，其中居民消费服务的就业人数增长高达50%。这些数字说明充分就业的背后是晋升无望，普遍在枯燥乏味的工作中混日子。这种就业人口努力向非生产行业倾斜过去的现象既体现出随着经济逐渐成熟必然表现出第三产业壮大的客观规律，也能反映出苏联群众开始厌恶一线生产工作，因为显然第三产业能提供更多晋升职务和增加工资的机会。

对列宁格勒几所中学的1965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将职业按照吸引力排序：

这个结果说明，“工人天堂”苏联的职业选择倾向似乎和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不同，车工可能是工人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仅排第55位。相关调查和统计细节可见《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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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相对于失业，或者说失业是不是罪的问题，苏联更大的威胁是就业太充分了，充分就业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让苏联人在僵化的体制之下得过且过，消磨了他们奋起实现改革的斗志和智慧，直到他们浪费了最后的时机，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

The main obstacle to further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isnot one or another generation, institution, elite, group, orleader, but the profound conservatism that seems to dominate almost all of them, from the family to the Politburo, from local authorities to the state nachalstvo. Put simply, the SovietUnion has become, both "downstairs" in society and "up-stair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ne of the most conservative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deed,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recent years suggest that ordinary Soviet citizens—or at least the Slavic majority—are even more conservative than some segments of the ruling elite.

苏联进一步改革的主要障碍并不是某一代人、某个机构、某个精英、某个团体或领导人，而是似乎主宰着几乎所有这些人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从家庭到XX局，从地方当局到国家议会。简而言之，无论是在社会 "下层 "还是在政治体制 "上层"，苏联都已成为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事实上，近年来的民意调查表明，普通苏联公民--至少是斯拉夫民族的大多数--甚至比某些统治精英更为保守。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 . Stephen F. Cohen

从这个角度看来，实际上大多数苏联工作人员都属于“工作不力的人”，但到此时苏联已经没有了改变这一切的能力，枪毙不过来了，只能等待自己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