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只对权利的来源负责，等什么时候人民有了选择的权利才能谈其他事。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人民可以票决官员的升降去留

司法可以判决官员的作奸犯科

官员才会敬畏人民

前提是民有对抗官员的力量。

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一天了，连游行上访这种相对温和的诉求方式都不被允许，怎么可能给泥腿子分发对抗官员的武器呢。

中国人民一直不畏官权啊！关于这一点从统计学角度进行统计就对了。尤其是抽样检验，任抽一个人出来，然后看他畏不畏官权，不畏，那就要分析，他为什么不畏？因为他从小到大的宣传就没有让他畏官的教育。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去新加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根据台独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洗脑教育，大陆人是在极权专制下长大，见到当官的第一反应就是下跪，青天大老爷饶命啊。可是这个女的接受一个警官的盘问，居然没有害怕的概念，反而质问警官，拒不回答警官的问题，说明她习惯了当官的都是人民的公仆，她没有受过见到当官的要敬畏的训练，台独们从小到大的洗脑是不正确的。前年西安地铁上一个女的被治安员拖下火车时拼命挣扎，也说明了民不畏官。不过见到这种情况反共人士又会加一句没素质，他们永远有理的样子。

这个很简单，就看权在谁的手里。权力如果掌握在民手里，比如由人民决定谁当官，官自然敬畏人民，否则，官只会敬畏更大的官，民永远也不能受到敬重。这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哪个时代的问题，而是永恒的人性使然。

什么样的土地张什么样的庄稼？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

若权力是真实的来自于民，官，也就必然会“畏”民。

当公权力得到有力的监管，当权利不在少数人手里，当公信力大于私信力，当制度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而定制的，当…………

现在就是啊。

你看看历朝历代，或者其他国家，哪有这么硬气的老头和听话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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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大革命的实践。

人之初，性本贱，以德服人行不通

人的“求存”终极目标与“权力”的暴力特征，这个问题无解。

于是黄炎培诚恳地提出下列问题：“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100年之后你再来问问

当代表你的人大代表，真的是你先出来的时候。

1966—1976

老虎不发威他就一只病猫！发威了他就是王者！

所以人人都可以是王者但同时也可能是病猫，关键在于你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