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典型的吏胥之害。
像钟局长这类人，他们显然已经不是帝国的流官群体了，已经不可能再升迁转任了，一辈子都在一个部门中厮混。这类人其实对于官场已经不再抱持过多的期望，他们心里的想法就是如何牢牢控制住当地的权力分配，然后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然后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这类人的麻烦点就在于，第一数量过于庞大，我查了下全国科级+处级官员的数量在130万之多，而全国厅局级以上的官员数量也不过区区5万，这里面厅局级的官员还包括了大量的中央穷官，位尊而无权。如果这些吏胥腐败起来，其害处可能是不低于这些中央流官的，毕竟数量太过于庞大了，综合算起来金额就非常庞大。第二是不好查处，流官之所以要成为流官，核心的一点就是他必须把自己的精力可以出成绩的地方，也就是必须做大事，事情大了之后就只能干项目经理。大量核心执行的角色必须交给这些胥吏阶层，胥吏阶层作为核心的执行角色垄断了信息，不深入细节很难发现问题。
如果不整治吏胥阶层，会有什么危害了？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点，那就是帝国流官的升迁，是必须依赖于大事才能做到的。古代对于大事的总结，是非常到位的，那就是三屠，屠官、屠财、屠兵，所谓屠官就是搞廉政工程、屠财就是花钱搞政绩，屠兵就是打仗。现在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虽然大洋两岸的将官们都想学关东军参谋，但整体还是能被压住的，屠兵这事儿暂时不太可能。至于在屠官和屠财之间，只能选择屠财，原因是在地方干部一盘棋的情况，你让学生去查师长，问题还没查出来，流官已经调走了。至于屠财这事儿，流官拿到了业绩，吏胥通过分包工程拿到了好处，国安民乐岂不快哉？反正也不会像古代一样加税，搞得官逼民反，至于几十万亿的地方债，留待后人解决吧。
这几年大家有个感觉，就是打了这么多的大老虎，为什么腐败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甚至于有点愈演愈烈了。原因是，目前打掉的主要是流官阶层，对于吏胥阶层的处理，实际上并没有深入的开展，反而有更加退步的感觉。深圳的鲶鱼事件只是其中一个体现，苏州的许家、江西的周公子、山西的订婚强奸案、河南的鲁山雕塑，都是吏胥阶层难以处理的问题。至于广西的李县长，这个更像是流官阶层的问题，捞取了过度的性资源，并没有犯政治上的大错误，所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