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事代表着一个可能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但大多数人仍未察觉的现象：
网络舆论监督已死。
要论为何网络舆论监督已死，就得解释下到底为什么它曾经起作用。我觉得至少之前网络舆论能促成一些改变（2000～2020年左右），大概有如下一些原因：
（1）其它传统的社会监督方式（哪怕这些机制存在很多内在偏见，甚至可能被“境外势力”利用）或多或少存在，并对公权力发挥制衡作用。其中包括社会活动家和NGO，新闻调查记者，诉讼律师，公共知识分子等。虽然这些“监督渠道”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可以以多种方式响应民间呼声，甚至组织线下抗议活动等。对这些群体的镇压阻止了对社会有不满的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形成任何形式的同盟，也阻止了更危险的线下反对行动。
（2）体制内和体制外人员的利益加速脱钩，这一点在疫情前还不是特别明显，但两个阶层已经若隐若现。
（3）之前网络民意取得一定胜利，其实并不取决于网民人数和声量大小，而是取决于体制内具有良心的威权代言人对民生的重视程度，并且勇于承担责任。但是随着利益分割加剧，体制内官营部门和体制外私营部门直接竞争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以上良心官员的比例以及对民生的重视程度将逐渐被稀释。哦，另外，良心官员再怎么良心，也绝对不敢违背上面的政策和任务，更不敢随意赋予百姓以自由，所以倾听网络民意和网络审查可以并行不悖。
（4）在互联网普及之初，年纪较大的高层领导干部可能缺乏对网络的直观理解。一定程度上，他们可能夸大了网络舆论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稳定的预期影响，从而不得不对网络舆论进行安抚。但是，近几年线上民调和线下服从性测试均表明我国人民的忍耐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遥遥领先，而且他们就算不满，也根本搞不清不满应该指向什么对象。所以讨好这样的乌合之众没有任何好处，也没有必要。近年来权力部门已经认识到，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固定下来，即使网络舆论闹翻天也决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阻力。
或许，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一开始，所谓中国存在“网络舆论监督”这一点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仅仅因为一件事同时引起了网络呼声和（恰好符合一部分呼声的）官方反应，并不代表网络“监督”。因为网络经营商，网站和用户从来没被正式赋予过对公权力或其它实体的反向监督权，而是都受到公权力的单方面制约。因此，你可以认为，之前有过的一些舆论胜利的例子（真正的完全胜利是及其罕见的），都只是“公家心情好赏你一点小甜头”，就像身为成年人的父母向幼儿屈服并不是因为幼儿真的能制约父母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比继续听幼儿无休止的哭闹要少一些。
是的，沉默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问题的一方不想解决问题而另一方没有任何筹码来迫使前者做出改变，那么沉默与无视就是最合乎情理的结果。
一点说明：这个回答听起来比较悲观，但并不意味着我鼓励在座各位以悲观基调看待中国社会的未来，更不意味着我希望这个国家走向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在自身知识范围内提出的关于社会机制的理论观点——有些是基于已发表的研究，有些则是有待验证的假设——本质上都假定任何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都是“可塑”的，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不可动摇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都有其环境、文化原因，并能被人的基本认知规律所解释。我希望帮助我的读者思考我们共同面对的现实，既不过分悲观绝望又不抱不切实际的希望。通常我能提供的不是直接的答案，而是思考的工具或者特定的视角。具体结论可能是错的，但是思维工具和视角并没有绝对的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