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看工资收入的话,大清其实也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小的国家;
以清代的县衙为例,知县大老爷年俸只有44两白银,知县正式辅官,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的年俸都在30-40两之间。而县衙里的普通办事人员,也就是书吏、衙役、门子的平均薪俸约为12两,这么看来,知县大老爷的工资不到普通办事人员的四倍,贫富差距极小。

但是这可能吗?
明显不可能,因为官员们都有极高的工资外收入,首先是合法的养廉银,像县令这种地方主官,养廉银至少是正俸的二十倍以上。其次是半合法的孝敬,三节两寿,地方上的富户都要去官员家里送贺礼,夏天热的时候要送冰敬,冬天冷的时候要送炭敬,这些都是有定规的,基本默认为官员的合法收入,就算被查出来也不算贪污。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是清朝百姓对知县收入的形容,至于那些贪污腐败,肆意妄为的政府官员能捞多少,那就没有上限了。
在权力社会,纠结官员们工资多少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好东西都是按权力地位分配的,要么是地方官员贡上的,要么干脆是内务府自己生产的。
当然,皇帝为了表示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诚意,会与高级官员共享一部分顶级物资;地方官员在上贡之前,也会留一部分物资用于人情往来,但是这些物资无论如何也不会流到权力圈外,没有地位的普通人再有钱也不能买来自己用,用了就是僭越。
苏联的分配体系也是如此,从地方上的区委、州委、大企业的、加盟共和国和苏共中央的领导们都有自己的特供部门,普通人根本见不到高级官员使用的物资,管理这套体系的总务部长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苏联末期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


发布于 2023-09-25 14:09・IP 属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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