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习惯与现实制度之间的割裂，至今仍旧没有实现弥合。
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以西方体系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这个体系有一个特点，就是地方行政主官不再具有审判权。
这个审判权在西方体系内，属于贵族出身的法官系统，不属于农奴、自由民出身的官僚系统。在西方传统体系下，自由民本质上是自由奴，只不过是没有主人而已。逃亡奴隶在逃脱一段时间后，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所谓自由人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在西方体系下，自由民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奴隶，断然不能够与贵族等量齐观。这在中国人的视角里是无法理解的。中国人的视角里，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在逐渐打破国野之别，战国时代实现了这一改革。所以才有了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西方社会是在没有彻底完成春秋国野之别变革进入战国时代的情况下进入的近现代社会，这就导致他们的社会存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这种社会结构上的问题被高度发达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所掩盖，一般人只看他们的生活细节并不能看清楚。
在中国传统体系内，审判权在州县两级是与行政权结合较为紧密的（县级合一，州郡一级有所区分）。即便在省一级分开了，行政主官大多也擅长处理此类问题。而巡抚、总督一类职务出现后，这些权力又有所合并。原因就在于中国是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社会改革的，所以民众的社会地位远比西方社会高很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众出身的官僚群体，获得了贵族群体才有的司法权。很多人经常说国外的司法独立。其实国外的司法独立，放在中国，相当于说废除了子产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的面向社会公布成文法的司法改革，恢复了叔向、孔子所主张的贵族法制体系。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将司法独立。其实司法独立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贵族司法。贵族司法，剥离民众，自然是相对民众独立的。民众出身的官僚体系自然不可能干涉到司法。很多人在研究司法历史的时候不注意社会形态，所以他们即便阅读了大量资料都不明白资料在是什么。比如说很多“法律人”都说欧洲古代封建社会的大法官如何限制与制衡国王。看他们津津乐道的样子，我猜测他们可能并不是以为封建法制比近代法制先进，而是以为欧洲封建领主制的大法官和他们一样都是平民百姓。
别逗了，你作为现代中国的平民百姓并且可以获得良好的教育优越的待遇，不等于说封建领主制下的“奴民”和你一样。你的姓名里面有代表三代以内世袭贵族的标记吗？
很多“法律人”都在精神上以为自己是封建领主，这个美妙的误会有助于他们在中国做公知，但是并不利于他们在欧美做人上人。中国历史环境下，除了清代以外的时代，民众社会地位普遍是比较高的、不至于像奴隶一样对待。这导致有些人经常将在中国享受到的人类待遇带入到欧美社会，然后反过来以清代为标准嘲讽中国社会。他们连自己生活得怎么样都不知道，这就很容易导致他们以对待奴隶的方式对待其他人。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公知以反叛者的姿态嘲讽国家。这其实就是其中一个表现。甚至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一下的话，通过很多细节可以看到中外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比如说沃尔沃这款汽车品牌是以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为主要顾客群体的，但是这个品牌在欧美一度濒临破产，先后出售给美国和中国企业。这意味着欧美社会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有可能出现了一次长期的较大幅度萎缩。与之相反，中国社会经历的却是相反的发展过程。同样是车企，中国的车企是在逐渐往产业链上游发展的。我看到现在的言论是“得中级车者得天下”。这意思差不多就是中级车开始变成“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了。作为一种消费品，中国汽车产业的这个发展趋势意味着社会消费能力的逐级提升。这其中反映的商业机会是非常客观的。但是这其中也反映出：
满足中国社会需求，需要更加高度复杂的产业。过去那种随便上手就可以发家致富的时代过去了，管理人才的组织能力要求在急剧提升，决策者制定规划的能力要求在急剧上升，组织结构的升级需求在急剧提升。
整个社会都在升级。
然而我们并没有从以熟知欧美社会标榜的公知群体那里看到有关的分析。盲目自信大概是公知群体独有的特点。相比之下，在劳动者层面，中国民众则并不像公知一样唧唧歪歪。平时民众是爱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团结才能搞好事情，不能像公知一样废话连篇，但是如果国家政策不合理，他们也不惯着。该合作合作，该批评批评，敢于斗争、坚持斗争、正常生活，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态度。不能说像某些人一样，走上邪路，处处不忿，只是好斗。
中国的社会传统，还是要找行政主官反映问题的。既然是行政主官，就要负总责。其实西方也并不是没有这个传统，只不过公知总让你觉得没有这个传统。
湖南这个事情，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拦路告状，而是怎么得到的行程消息。真正的问题也不是县长一开始没管后来管了，而是湖南近几年出现了很多负面消息，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围绕着治理体系出现的。比如说这几年社会高度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给出的调查是连年倒数第一第二），比如说以消费女性为代表的、疑似侵害女性权益的经济发展路线，比如说这个拦路告状事件，法律，经济，行政，都出现了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这就太显眼了。
当然了，对于一些“法律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普遍都烂掉了”。“法律人”如果一点有价值的参考作用都没有，很容易会像“崩溃论者”一样，被另起炉灶的“法律人”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