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还说部分人缺乏社会科学的常识然后就提出这种抽象问题，最后也只会得到不少抽象的答案。该问题就是这类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我们都知道苏联在1920s末期到1930s就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议与农业集体化的支持，以及五年计划的实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推动必然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与专家，而培养这些人与为这些人「提供技术」必然需要大量的科技研究机构的支持。甚至有人说苏联这种专制社会不需要专家系统以及技术官僚云云（无论是阿多诺的启蒙与否定的辩证法两本书，还是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都讨论了现代性、理性化与20世纪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鼓吹知识-权力话语，这些更是令人贻笑大方了。
如果从我现有了解的社会科学理论来看，苏联毫无疑问是在苏维埃经济之上建议了一种现代性，而这种苏式现代性也为苏联的许多社会问题的起源提供了一种解释。笔者在这里采用的现代性的定义吸纳了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与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理性化，然后随着社会的理性化包括了专家系统与抽象系统的建立，当然还有以此建立的现代经济体系与社会规训体系和现代民族国家与军事力量。
知名苏联史学者S.菲茨帕特里克在其著作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曾经介绍过苏联的专家-扰乱（Specialist-baiting），工人阶级、党与共青团出身的激进分子对于技术知识分子展开攻击，同时导致了技术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由于苏联工业管理体制中对于科学管理模式的引用导致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因此技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阶级矛盾），但是该社会现象影响了苏联了工业生产：随着苏联工业化的推进，虽然苏联通过了一些列措施强化了劳动管理的手段，但是专家-扰乱导致的技术人员的短缺影响了苏联工业的发展，苏联被迫向现实妥协，选择了重新启用原来的技术人员，阻止专家-扰乱。被菲茨帕特里克提到的修正学派苏联史著作Stal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Workers, 1928-1932 这样描述到苏联的选择：
斯大林的讲话以“经济建设的新情况——新任务 ”为题，很有启发性。在强调 1931 年的生产计划“肯定”是现实的同时，斯大林提出了六项新任务：有组织地招募劳动力；结束工资平均化；结束连续工作周造成的混乱；推动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的工业和技术知识分子”；恢复旧的工业和技术知识分子；在工业管理中恢复经济核算（khozraschet）。其中一些措施只是实用性的，但另一些措施，尤其是反平均主义和恢复“资产阶级”专家的地位，则意味着对政治形势的深刻反思。事实上，到 1931 年夏天，党和政府机构（包括内务部政治保卫局）已经达成共识，支持四项总体政策：在计划经济中引入“纠正措施”；改造“资产阶级”专家（斯大林此时呼吁“最大限度地关心那些肯定会转向工人阶级一边的老派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此时苏联选择了改造与使用，而非是边缘化他们）；停止大规模提拔和动员工人；扩大产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斯大林的六项任务实际上是这些政策的延伸。
苏联领导人承认了旧有的技术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试图调和技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苏联开始提出了一种试图通过工人的技能化与结束技术知识分子对于专业知识的垄断与生产之中概念与执行、手与脑的分离（具体了解此可以看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这一工业社会学的鸿篇巨著对科学管理的描述），也就试图「推动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的工业和技术知识分子』」，通过教育的扩张实现从工人阶级之中培养更多的技术知识分子，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技术知识分子，同时宣传一种推动工人技能化与调和阶级矛盾的意识形态。
在采取这一系列措施的同时，还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革新。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在 1935 年提出了新技术知识分子将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发展模式的观点，在这个模式中，工人阶级最终将提高到技术知识分子的水平。斯大林在这一思想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他坚持认为新的技术知识分子将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实践经验的人，但不一定受过正规教育，他们将通过在生产中的成就获得技术专家的职位；另一部分是通过正规教育系统学习的人。这种观点以及关于劳动纪律的严厉新措施，旨在增强社会凝聚力，缓和工人与技术专家之间的阶级矛盾。
至少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阶级冲突在苏联社会不再被视为正常或可接受的现象。无论有多少相反的证据，苏联都被宣称为一个不存在对立阶级的国家。工人们被告知，他们的职责是学习、努力工作，将自己的技能水平提高到技术知识分子的水平，而不是反对他们的权威。通往无阶级社会的道路是通过大规模的向上流动，通过提高工业技能和总体文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由技术知识分子在工厂学校、学徒计划和其他形式的在职培训中进行监督。尽管接受的培训可能相似，但开展培训的意识形态氛围却与西方工业社会截然不同。
虽然我们知道苏联确实培养出了来自于工人阶级的新技术知识分子，并且这些人在苏联的工业建设之中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同时在苏联的社会与政治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是否实现了工人阶级的技能化以及文化资本分布的重组，那么我不好说。许多关于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与赛里斯毛时代的教育的研究都表明了其对于技术官僚阶层的塑形与阶层的再生产——而苏联领导人预想的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暂时的技术官僚政治的终结并没有从理论变为现实，苏联最终在技术官僚政治、劳动控制、知识-权力体系下的社会规训中建立了一套赤色的现代性。有关俄国技术知识分子的研究很多都表明了技术知识分子阶层与俄国工业化目标的契合，毕竟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专家系统的建立。想想也知道，苏联的领导人如果仅仅让官僚上传下达，而不是通过技术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来推动工业化，那么只能说明苏联的领导人们都说全知全能的超人，然而不可能，布哈林也许在经济学上有所建树，但是他并不可能解决量子物理学上的难题，因为发展现代工业必然需要管理人员掌握一定有关的知识，毕竟机器的机械结构和运行原理并不是领导人和上传下达的官僚能懂的。
鉴于技术结构与权力结构之间的这种权衡，再加上工业化对政权生存的重要性，以及技术专家人数的急剧增加——其中许多人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人数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迅速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一开始只是普通党员，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肃反运动之后，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省一级的党员干部、重要的政府官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俄国的技术专家们倾向于支持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规划和实施经济增长。他们也不一定是私营企业、利润制度或消费导向型经济的朋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苏维埃的朋友。虽然他们之间可能会就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消费与投资的具体结合，以及劳工、消费者、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在制定和实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目标中的作用等问题产生分歧，但技术结构需要与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一个主要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追求利润与消费感兴趣的群体。一些技术知识分子更容易融入苏维埃制度的框架，因为他们在心态和职能上与资产阶级大体不同，更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某些价值观和目标，包括经济计划和优先考虑生产和增长，而非私人消费本身。
总有些技术理性主义者们会鼓吹技术知识分子的反专制属性，以及他们如何代表了科学与真理、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这种启蒙主义的技术主义观念早就被大量关于技术-社会关系的理论批判的体无完肤，阿甘本在《神圣人》中便高呼「这条界线现在是移动的，并且逐渐移到政治生活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主权者不仅与法学家，而且也与医生、科学家、专家以及牧师形成一种更为紧密的互依」，而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中更是批判了「科学的真理体系」对于生命权力的布展、分类与判断之中的作用，没错知识就是权力，伴随着知识的普遍运用于社会的进步，现代性的规训体系也诞生了起来，成为了一种毛细血管般的权力密网，实现了对于主体的监视与被驯服的肉体的创造。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的实证研究更是展示了教育的阶级再生产系统如何产生出拥有技能（文化资本），掌握了「技术」的精英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以此延续资产阶级的统治。
而在苏联，赤色精英与技术官僚政治则推动了苏联的赤色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发展与延续，而苏联人也面临着来自于赤色现代性的社会控制和规训——也资本主义相比，也许苏联社会更加平等，但是自由与解放呢？并非存在，相反苏联人则处于一种类似的规训社会之下，等价物的统治被转化为了计划的统治，而工厂之中的劳动控制制造了被驯服了的工人阶级。在《生产的政治》之中，布洛维根据现有研究介绍了苏东的官僚专权式的劳动控制——工人被分化、被迫参与赶工游戏、被车间管理人员所压制，同时还没有独立工会，苏联的规训体系塑造了一个同样破碎和物化了的工人阶级，且存在着设计失误（比如说计划拜物教）和操作失误（例如说切尔诺贝利事件），而marxism成为了真理话语的一部分，成为了一些愚蠢的教条。这种状况无疑是压抑的，我们关于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在适用与西方的同时，也应该将其矛头指向东方社会。
具体到工业生产的过程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之上，在制造业领域，现代科学管理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大机器的运用、工人的去技能化和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当然后福特制与灵活生产是另外一回事），于是乎劳动过程被分解为了指定概念的技术人员与完成细化的具体劳动、执行概念的操作人员。虽然后福特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广泛运用，但是泰勒式的、传统科学管理依然存在于无数工厂之中。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之中，哈里•布雷弗曼这样描写现代管理之中的劳动控制。概念与执行的分离使得工人阶级被去技能化，成为机器和管理人员的「附属物」，也创造了工人阶级与技术专家之间的矛盾。技术与技术专家在这里从来都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了一种劳动控制的手段——而在苏联，技术则与苏维埃的统治机构结合，成为了一种帮助其统治的工具，虽然技术与技术人员如果脱离其他的一切单独的看，它确实是什么都带来不了——但是事实是没有「纯粹」的技术与技术人员，它们必然被嵌入与他们所存在的社会场域之中，与其他事物有社会性的联系。
现代管理部门所采用的控制概念，要求生产中的每一活动，在管理中心都有其若干平行的活动：每一活动在整个进行过程中和完成时都必须加以设计、预先计算、试验、布置、分配任务、发命令、核对、检验和登记。其结果是，每一生产过程在实际进行之前、之中和之后都要摹写成纸面上的东西。正像人类的劳动要求劳动过程既在工人的头脑中进行也在工人的体力活动中进行一样，现在，已经从生产中转移到一个独立的地方和一个独立的集团中的劳动过程的映象，也控制着劳动过程本身。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这种发展，其新奇之处不在于手与脑的分离，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而在于它们的分离达到了极为严格的程度，而且越来越细分，以致概念尽可能集中到管理部门内或与管理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数越来越有限的集团的手里。在对抗的社会关系和被隔开的劳动的背景下，手和脑不仅分离开来，而且截然分开而互相敌对了；人类手和脑的统一变成它的对立面，成为不那么带有人性的东西了。
福柯告诉我们：「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系统的一部分，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意识』和言论代理人的观念也是这种系统的一部分」，在我们现有的社会建制之中的技术知识分子作为行政、生产之中的技术官僚与技术人员，发挥着执行治理技术、控制劳动的作用。总有些人鼓吹者技术的中立性甚至是其对于所谓专制社会的批判性，但是他们却陷入了一种技术理性主义的陷阱。这种技术理性主义的陷阱会带来一种单向度的思想，也就是理性-同一性的齐一化法则与工具理性主义，这些法则的普遍的统治地位——单向度的思想导致了单向度的社会——没有否定维度的社会，这种没有否定维度的社会无异于一种新的极权主义。毕竟，在物的丰腴的表面之下的物体系统治的消费社会，又有多少可追求的呢？而人人都投入工具理性逻辑下的生产-消费循环，而人人成为了一个一个原子化的冷漠的现代人，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维度被掩盖了，这种看似没有显性的权力的社会才是最大的极权主义，因为他用「柔和」的方式让他的反对者闭嘴。
没错！在我们这个之中，知识就是权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是因为权力是生产性的，因为知识就是权力——所以知识、技术权力与资本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互依，这种互依又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劳动与社会控制手段——通过机器的发展让劳动者附属于机器，通过基于科学的真理体系创建的生命政治的分类与判断系统实现了生命权力的布展，而生命权力为提供了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与规训权力下现代主体的诞生，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这一被等价物统治的社会的延续。没错，启蒙的利剑曾经打碎了封建专制，但是当启蒙走向自我摧毁时，我们难道不应该举起批判的武器吗？而权力-真理话语的批判也为它的灭亡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