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倒是无意指责死者，因为这是我们这一代半吊子知识分子普遍的生存困境。
某种意义上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与高等教育扩张后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社会中就是会大量创造出这样的群体。
我毫不掩饰的说，包括我在内，互联网键政的活跃人物很大一部分多少都带点这样的属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啥润人或者殖人特有的现象。
放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看来，它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
在美国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增长后，青年知识分子反而成了“失落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纷纷逃离美国去往欧洲。
这其实和今天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遇到的困境是一致的，那就是经济增长与物质繁荣并没有解决年轻人思想空虚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对外开放，促使一部分年轻人把对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投射到一个想象中“异乡”去，甚至去投入到追寻这种“异乡”的行动中去。
这就是一切问题的原因了。
事实上，失落的一代并不只是一代，而是有两代人。
第一次“失落的一代”是指：一战后到大萧条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经济快速爆发的「镀金时代」和大萧条来临后的社会。
第二次“失落的一代”是指：二战后到越战的一代人，他们属于战后婴儿潮的那一代人，同样也是经历了二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到越南战争时代经济滞胀的社会。
这两代人都是出生于经济高速增长后陷入停滞乃至倒退的社会中，都面临精神世界空虚与物质世界“毁灭”的处境，翻一翻这一段时期的文艺作品，例如《太阳照常升起》、《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往往都描述了主角在生活中的厄运、精神上的孤独乃至自我毁灭倾向。
那个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的传统社会，就有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和服务的。
问题是他们的生态位在今天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
因此，依然还保留旧时代知识分子那种“咖啡屋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的群体，也可以称为“最后”一代知识分子。
Akid（王懿）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
但导致她的死亡的一大原因是她脱离了她能够维持存在的“波西米亚群体”。
「波西米亚群体」或者说「波西米亚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自罗伯特·米歇尔斯，他是社会学家，也是《寡头统治铁律：民主体制中的政党社会学》一书的作者。但进一步追溯这个词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波西米亚俱乐部和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
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波尔格曾经对“中央咖啡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次大战以前维也纳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他称之为“避难所”。
这是收容那些不能顺应生活的人，那些抛弃“家庭、职业或同伴”，或被他们抛弃的人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将混乱的人群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
“避难所”除了短暂停留在这里的青年人和学生，还有或多或少的永久居民及“多余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组成了波西米亚群体。
对于米歇尔斯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在那个生产相对过剩的社会里“确实”成了多余人，这是“知识生产没有得到控制”的结果。
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多余人。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经过努力，在现有企业中找到了能赚钱的工作。“出于责任感或对失业的担忧”，他们忠诚地拥护教会、望族和君主。
然而，多余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第二类，变成了无业游民、局外人、不满者，他们聚集在波西米亚，梦想着未来和回忆着过去。
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式这样描述的：
波西米亚群落是远离城市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乡村波西米亚群落，他们为了短暂的兴旺或仅仅为了有个避暑别墅离开市中心。
然而，使波西米亚赖以生存的不是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财富，而是这个城市的氛围或特质。繁忙的街道、经济实惠的小餐馆、合理的房租以及优雅的环境，这些不牢靠的城市居住条件滋养了波西米亚群落。
经济萧条、繁荣、城市的复兴、高速公路、贫民窟或郊区都会轻易地损害这些居住条件。当这些娇弱的环境被破坏或被改造了以后，“多余的”知识分子不是失踪了而是离散了，他们分散在乡村各地。
对怀疑论者来说，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对城市生活和机构的依赖有点虚伪的味道：自称是局外人却无一例外地得益于局内。他们要求街道、咖啡屋和代表城市文明的酒吧来逃避城市文明的重负：工作和常规。
维护现存秩序的人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把批评家和反叛分子污蔑为纯粹的“咖啡屋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罪恶的清单中，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至少要占两条，那就是他们思考得太多，做得却太少。
被加冕的贵族对他们也表示同样的蔑视。当那位迫使奥地利加入一次大战的伯爵被警告说，战争有可能点燃一次俄国革命时，他反驳道，“谁来发动那场革命呢?托洛茨基还在中心咖啡屋呢。”(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已有好几年了，经常光顾那间咖啡屋。)
当然，上面所描述的算是第一次“失落的一代”的围绕咖啡馆组建“波西米亚群体”的生存状态，对于第二次“失落的一代”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复古”的方式：
从原有的社会身份中脱离出来，去当一个无身份的游牧民。
这就是50到60年代以来从美国的嬉皮士到日本的极左造反派形成的主要原因，年轻人逃离家庭与校园，抛弃社会关系去加入一个「波西米亚社群」。
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绝大部分的「波西米亚社群」都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
事实上，发源于美国西海岸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早期的波西米亚俱乐部成员就是典型的“咖啡馆知识分子”，俱乐部因为没钱而无法维持下去，最后决定引入“有钱人”的加入。
结果就是原来的知识分子被迅速的排斥出俱乐部，以至于到了自杀的地步。而波西米亚俱乐部在今天则是美国上层权贵聚会的场所，也是各种阴谋论（比如邪教祭祀）中心点。
王懿所在的大象公会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种「波西米亚俱乐部」，这种“俱乐部”能够在今天维持存在，必然是接受金主赞助并为金主服务地。
这并不难理解。
但依附于这种俱乐部团体的王懿却没有这样的自觉性，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圈子，跑到异国后却找不到新的「波西米亚群体」融入进去。
最后必然会成为脱离社会关系的孤独人口，除了互联网窗口外，实则与失踪无异。
或者说，已经社会性死亡的王懿与事实死亡并没有区别了。
也许，她已经和无数的前人一样，早就决定走向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了。
只是在意外、病亡、自杀、饿死等等各种死法当中，她或许选择了最有话题性的那一种。
她的死亡艺术在话题性上超过了她之前所有文字工作，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对得起她传媒专业毕业的身份了。
也许几十年以后，又有新一代“最后”的知识分子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互联网历史的时候，她甚至还可以在未来留下一个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