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卖国贼李鸿章唯一的女儿李菊耦的孙女，她是解放后港台地区的人们所热烈地追捧的一个作家，而且她的作品充满了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再想想林昭、张志新、戏曲演员严凤英、新凤霞、电影明星杨丽坤、上官云珠、女演员兼导演孙维世、女钢琴家顾圣婴、方忠谋等女士在文革中的遭遇，张爱玲如果50年代初期没离开大陆，之后会经历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张氏在香港期间还当过电影的编剧）
下面这些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随后都英年早逝了，死时全都没有超过52岁，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在1968年逝世的。
从下面这篇文章可知，文革时作家赵树理在遭受批斗时被造反派弄断了3根肋骨：
【难忘赵树理】
转自广州报纸《羊城晚报》2023年2月21日那一期的第A10版；第A10版的电子版在该报纸的官方网站中的具体地址则是：https://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23-02/21/node_10.htm
文：刑小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她的父亲邢野是著名的作家、编剧，经典老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和《平原游击队》的编剧就是邢野！)
摘要：“文革”开始，赵伯伯最先遭殃。他家门外贴满了大标语——名目很多。我因为热衷于在学校闹革命，回家很少，没有看到赵伯伯被抓走游街、批斗。但我知道，有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让他站在摞起来的桌子上，然后踢倒桌子，赵伯伯摔倒在地，断了三根肋骨。……(中略) 赵伯伯那会儿因肋骨被打断，正犯胸膜炎，哮喘病，一夜一夜不能躺着睡，只能坐在火炉边。
1965年年初，我随父母从湖南长沙来到山西太原。当时，父亲在湖南，感到气候不适应，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调到河北工作。
冀中一带是我母亲的家乡，也是战争年代父母所在部队活动的地方。1958年，父亲曾经下放到河北省文联，在保定办公。他也曾以作家身份下放到石家庄国棉一厂。
上级回复，河北文联的干部下乡“四清”去了，一时联系不上，问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到山西省文联？父亲一想，山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几位作家他都认识。孙谦还是他在电影局时的同事，就同意到太原。
住了几天招待所后，我们一家大小被带进一间像庙堂一样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告知这是我们的新家，并征求父母意见，如何简单装修一下。记得当时，我们眼中充满好奇，心里却感到从里往外的凉——这房子能住人吗？抬头可见年深日久的梁、檩、橼之类的木建，屋内没有暖气。据说，山西省文联对我们家的到来，没有思想准备，文联主席马烽见到我父亲时说：你何时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显然，父亲以为，山西文联同意接收，组织联系就没有他的事了，他自己并没有与山西文联商议具体安置事宜。
我们看到的这处大院是南华门16号，院子外面的牌子上写着“山西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院内西面一排房是民革的办公室，东面住着文联另外两户人家。人们从胡同经过，看到我们院的牌子总是很好奇，打量我们的眼光也很特别。
几天之后，文联已将庙堂一样的正房上了顶棚，连同东西两侧的耳房，隔成四间，并另盖了厨房。厕所在院子里，公用。
人际的温暖也慢慢有了。
我们居住的大院左侧，有一个小套院，套院里住着先我们几个月来到太原的赵树理一家。我们两家都曾在北京居住多年，但因不住在一处，并不熟悉。
一天，一个身着浅灰色薄呢大衣、个儿挺高的人登上我们家门前的高台阶，还没进门就大声道：“老邢，你来了啊？”爸爸迎了上去。看上去他们很熟，也很随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树理伯伯。他黑红的面色，脸上的褶皱挺深，但人很精神，说是刚从乡下回来。赵伯伯四下打量着我们草草安就的家，和我父亲说：我的书都放在办公室了，家里有两个书柜闲着，搬来你用吧。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家带腿的家具全卖掉了，现在机关虽配备了日用家具，但地上一堆纸盒里的书，仍塞不进公家给的两个书柜。
过了两天，赵伯伯让儿子二湖、三湖将书柜搬了过来，他自己也乐呵呵地跟了进来。他的书柜上下都是推拉门，上面两扇是普通玻璃，下面两扇粗看像是嵌进两块大理石。爸爸摸着下面的柜门正想看个究竟，赵伯伯笑着说：“这也是玻璃的，是我自制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他见我们一家那么感兴趣地望着他，就连说带比画地讲起这仿制大理石的做法。他说，先弄一大盆清水，待水平稳后，再用毛笔蘸上墨汁，迅速在水平面上画出想要的花纹，然后不等墨汁沉落，很快将宣纸铺在水面上，再把纸平着提起趁湿贴到玻璃上，玻璃的另一面就显出了大理石的图案和纹路，和真的一样。接下去，他又讲了贴宣纸的考究，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津津乐道的神态，心想，赵伯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时间长了，才知道，赵伯伯“有意思”的地方还真不少。每当他的小院传来悠悠的胡琴、笛子声，那就是告诉大家，我老赵在家里。我的两个弟弟和赵树理的小外孙同龄，是一块玩的小伙伴，这时，早就蹿到赵伯伯的屋里在他的身旁雀跃了。我们大点的女孩儿，也经常禁不住引诱，想到他屋里多站一会儿，听他讲点什么，总觉得话从赵伯伯嘴里说出来特别俏皮、有味。记得明代解缙与财主智斗的故事就是从赵伯伯那里先知道的。赵伯伯讲趣事、说笑话，带着浓浓的乡音，加上他的幽默，总让我们乐而忘返。
父母常叮嘱我们无事不要到赵伯伯家打扰，可谁让他那么有意思呢！赵伯伯跟他的儿子二湖还有我大姐聊天时，常说起《红楼梦》。那时，我看不进去《红楼梦》，觉得林黛玉太娇气。听大姐说，《红楼梦》里的诗词，赵伯伯背了一段又一段，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意思。赵伯伯知道我大姐喜欢医药学，就告诉她《红楼梦》里的那些药丸为何那么讲究。连我妹妹遇到不会做的算术题，也去问赵伯伯，因为他总是有问必答，耐心和蔼。有一次他告诉我妹妹，题的答案可以告诉你，但步骤不能说，我用的是土办法，你不能学，学了就入了旁门左道，你们老师该对我有意见了。
那时，我们正是很有求知欲的年龄，赵伯伯对我们是个谜，我们很难想象他有什么事是不知道的。
我还向赵伯伯学会了搪火炉。赵伯伯家厨房的灶火很特别：一个炉膛，大、中、小三个火口通过烟道串在一起用。外面炒菜时，中间的熬稀饭，里面的温热水，炉膛不大，火很旺。赵大娘告诉我：“我们家的火炉都是老赵搪的。”快入冬了，我妈不停地嚷着搪炉子的事。我自告奋勇承包了三个铁炉子的搪抹工程，他们以为我是冒傻气。其实，我心里有数，师傅就是赵伯伯。赵伯伯告诉我：往粘黄土里放盐，比放碎麻、碎头发之类的东西结实，炉膛不在于大而在于形状。抹泥的时候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要从下往上一层压住一层，从薄往厚。搪好后，不能只烤干或晒干便罢，必须用焦炭一鼓作气将里外烧得通红，等凉了就非常结实。照他的指点，我搪的炉子使全家大吃一惊。他们奇怪我何时学会了这般手艺？那年，我还不到十四岁。
赵伯伯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他经常下乡或外出，但他一回来，院子里的气氛总与平时不一样。有一次，他外出回来，端着两碗焖面进了我家：“老邢，尝尝老关做的焖面！”老关是赵伯伯的老伴，我们叫赵大娘。爸爸一边吃，一边说：“不错，不错。”赵伯伯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出门最想念的就是老关做的面。”边吃边说起山西人的面条有多少种做法和吃法。后来，我们姐妹几个都学会了做焖面。从爸爸的口气中知道，他和赵伯伯的交往并不深，后来还提到，在“反右倾”、批判“中间人物”的时候，爸爸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的批评赵树理、邵荃麟的扩大会议。尽管他早就意识到那些批评很过头，但以后的环境、气氛使他从未正面对赵伯伯有所表示，他内心多少有些不安。未承想，这一切早就在赵伯伯哈哈的笑声中化解了。多年以后，一提起赵伯伯，爸爸总是感怀他的心胸宽阔、为人厚道。
“文革”开始，赵伯伯最先遭殃。他家门外贴满了大标语——名目很多。我因为热衷于在学校闹革命，回家很少，没有看到赵伯伯被抓走游街、批斗。但我知道，有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让他站在摞起来的桌子上，然后踢倒桌子，赵伯伯摔倒在地，断了三根肋骨。以后，赵伯伯在家的时候就多了起来，我每次回家见到他，都觉得他衰老了很多。
在这期间，我们家也“沦陷”了。各路人马来了去，去了来，抄了又抄，好像谁家都怕落后。父母索性躲到外面去了，家里只留下我们姐妹兄弟六个和我们的继祖母。那年我大姐18岁，我弟弟才7岁。有一天深夜，院里一阵狗叫，我们被惊醒，撩开窗帘的一角，一看，好家伙，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叫我们开门。就在这时，赵二湖从套院翻墙过来了。他后来说，不开小院门，是怕引狼入室。二湖那时年方二十，他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架势，对那伙来人说：“人家大人不在家，家里都是女孩子，你们有事白天来，要不，传出去对你们不好。”二湖交涉之际，其他的邻居也陆续出来帮腔，这群人才悻悻地撤出大门。
事后，我们向二湖表示感谢。二湖说：“我睡得死猪一样，我爸夜里睡不着，听见外面有响动，把我推醒，让我过来看看，说你们家多是女孩子，大人不在家，别出什么事。”赵伯伯那会儿因肋骨被打断，正犯胸膜炎，哮喘病，一夜一夜不能躺着睡，只能坐在火炉边。没想到这位病殃殃的老者，竟成了我们的保护神。
1969年年初，我同赵二湖等一起到洪洞县插队。赵树理伯伯却受到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他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年仅64岁。
赵二湖在他父亲昭雪后又生活了40多年，于2021年4月6日病逝，享年74岁。
文革时著名的漫画家兼作家丰子恺在遭受批斗时也被人殴打了，所幸的是没被打断肋骨之类的什么骨头。不信的话，就请看下面这篇文章：
【牛棚枕边雪】
丰一吟 口述，周峥嵘 撰稿
此文原本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书《口述历史——丰一吟》中的一篇文章，此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湖南科技大学”的官方网站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获得的：
https://rwxy.hnust.edu.cn/gxztw/gxwxwb/hyxsw/0314537955c345229ab28d68b37dd1ac.htm；丰一吟是丰子恺的女儿，她是画家兼翻译家。
1968年3月14日，“上海戏剧学院”的造反组织“狂妄大队”冲击画院，勒令画院里所有的牛鬼蛇神跪下。他们把热浆糊浇到爸爸背上，在他背上贴上大字报。又叫他到草坪上去示众。由于跪得太久，爸爸一时站不起来，无情的皮鞭就往他身上抽，逼着他爬到指定的地方。尽管这样痛楚地受折磨，他回家来还是想隐瞒。但背上的浆糊怎么瞒得过家里人！在家人的追问下，他仍是轻描淡写，只说了在他背上刷浆糊贴大字报的事。“快拿酒来，不要谈这些事！”这个“狂妄大队”，据说是属于上海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革命楼”的，他们提出“老朽滚蛋”的口号，专给运动搞得不够激烈的单位点火。实际上，就在冲击画院的前一天，他们到过我们出版社（答主批注：当时她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担任译员），我见过他们，当时他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样子已经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来过之后，我们单位一个颇有才华的男同事，他已经“靠边”、受审查，开煤气自杀了。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第二天就光临了画院，把魔爪伸向了爸爸。我记得那天爸爸回来脸色苍白，步态有些不稳，等到他坐下来，我们才发现他那藏青色衣服的背上全是浆糊迹。爸爸在画院遭此折磨的经过，我都是后来为了写爸爸的第一本传记，向当年在画院的人挨家挨户访问才知道的。
我和宝姐在“编译所”分属两个部门，领导要我们写材料揭发爸爸。
我费尽心机凑合了几条材料，揭发了爸爸几个很疏远的朋友，已经去香港的，说他们向爸爸要过画，居心何在等等。我甚至从爸爸的画题中“挑刺”，说爸爸如何画得不对，根本称不上“学术权威”等，如此这般。材料送上去后，他们就不再找我麻烦。民望哥单位里有一次为了爸爸的事单独给他开过一次会，还要求参会的人个个都发言，帮助他，批判他。
……（中略）
1969年10月29日，我收到通知说11月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要疏散到奉贤县柘林镇。我们“上海编译所”当时已是该社属下，一批原来不坐班只拿车马费的人也必须跟着他们走。10月31日放假一天，让大家作好准备。那时爸爸已到上海县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我趁休息一天去看爸爸，并给他送寒衣。
我带着不满五岁的女儿，一大早在徐家汇乘56路公交到港口后，换龙吴线到曹家行，再打听爸爸所在生产队的方向，好不容易到了那里，听说爸爸在田头劳动，我东寻西找，赶到田头一看，原来他老人家在棉花地里摘棉花。他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两眼因被秋风长吹而出泪，胸前腹部挂着一只褴褛的棉花袋。我看爸爸这个样子，鼻子里一阵酸，说了一句：“爸爸，我来看你了。”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流泪的双眼，说：“咦，一吟，你来做什么呀？”语气中除了惊讶，似乎还有不愿我看到他这副可怜相的意思。我们边说边在田头边坐下来，我问起爸爸在乡下的饮食起居，可他照例不肯多说，只说：“我很好，他们看我年纪老，派我做轻松的工作……”
一声哨子，收工了。从四面八方庄稼地里集合拢来的一队人，在解押人的叱咤声中，来到了一座院落里。我背着女儿，跟着爸爸到设在农民房子里的食堂，吃过粗劣的中饭后，又看了一下爸爸住的宿舍。这算是什么宿舍！一所低矮的农舍里，潮湿的泥地上铺着些稻草，并列排着一副副被褥。爸爸就睡在这里。举头一望，屋顶多处有漏洞。到了雨雪交加的冬季，这日子怎么过！1970年，爸爸给远在石家庄的新枚的信中曾提起1969年的冬天在曹行农村的情况(楼主批注：“新枚”是指丰子恺的儿子丰新枚)，说朱屺瞻老先生的被子上因屋漏而下了好多雪，他自己因为睡的地方好，枕边略有些雪。(楼主批注：朱屺瞻也是画家——“中国画院”的画家，生前还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顾问；生于1892年，当时——1970年已经78岁了！) 爸爸就是这样，对自己的苦难总是一笔带过。
门口的河浜，据说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我看了河浜，正在为天寒地冻的时候老人家们如何临河用水犯愁。爸爸似乎看穿了我心事，打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快回去吧，不要为我担心，这里还是有不少好人照顾我的。”那一回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爸爸，我知道爸爸一定有很多事瞒着我。事隔多年后，我才从他的“难友”们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据说在曹行农村时，除了田头劳动、接受批斗外，晚上还常随时有可能被紧急哨子催起来“拉练”。所谓“拉练”，就是急行军，起床穿衣的动作稍一慢，便会受到种种非人的惩罚。于是父亲干脆每晚都不脱衣服睡觉，有时候连鞋也不敢脱，以便一听见哨子马上起身报到。但半夜三更，一片漆黑，要在乡间田埂上急行军，相互间还推推搡搡，听吆喝声，这哪里是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能忍受得了的！
饱经了风寒，受尽了折磨的爸爸，全靠这一年12月19日震惊全上海、全国的上海文化广场一场大火，才得回到上海市区。因为文化广场与上海“中国画院”属同一系统，广场失火，需要画院等下乡的工宣队、军宣队上来处理善后事宜，爸爸等也就“因祸得福”，一齐回来。人们忙着处理火灾的事，爸爸则患了重感冒，卧病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