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吃绝户模式是这样的。（无论游牧农耕）
法国大割命杀皇帝被欧洲鄙视了几百年，认为其过于激进极端是后续一系列问题的诱因，类似于司马家“洛水违誓”。
像赛国更北方牧区，渔猎区，比如辽国人对女真减丁政策，而后女真人又对蒙古人减丁还有后来大明成化年间两次对后金犁庭扫穴等等，东亚的高烈度竞争主导一个零和博弈，不是我绝你的户就是你绝我的户。
甚至这也是东亚集拳癖好的一个特征，比如耶律阿保机用开会的名义召集八部落酋长进而杀害，吞并其他八部把契丹人从原始皿煮议会制转变为集拳，再比如阿保机死后，述律平为了给儿子耶律德光铺路，强行坑杀几乎全部的阿保机时期臣子而再度集拳，至于南边汉地更不用说了，洛水违誓后是典型的出来混要讲信用，说好杀人全家就杀人全家。
哪怕是集拳度没那么高的日本，这种高烈度竞争，互吃绝户不是我死全家就是你全家死的社会模式也持续了千年，比如平安时代末期仅仅因为平清盛一时仁慈放过了源赖朝，源义经兄弟直接促成了后者的反扑进而造成了曾经掌控半个日本的平氏一门几乎全部死在了坛之浦。
日本三大复仇事件里的“曾我兄弟复仇事件”也是斩草不除根的典型，而另一个“赤穗事件”也是在制度上无法对赤穗藩藩士进行绝户导致的反杀。
吃绝户就需要集拳，集拳就为了吃绝户，东亚的高烈度竞争在本质上就是围绕几千年的绝户“吃鸡大赛”展开的。
这种恶棍基因与文化直接延续到今天而无法真正现代化，哪怕仅仅貌似有点现代化了的日本也要感谢西方在战后打断了他们的文化“脊梁”，不然他们的社会模式必然还是招核化的高度集拳吃绝户互害模式。
不少人讨论这种区别的成因，我也说几句。
本质上是小农与商业文明的区别。
欧洲在罗马人还是蛮族的古希腊时代就开启了商业文明模式，被称作“克里特商业冒险主义”，此后无论广泛进行农耕的南欧人还是以海盗著称的维京人或是盘踞西北欧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还有日耳曼蛮族高卢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或是不列颠原住民凯尔特人等，表面各有各的生存技能，比如渔猎，比如作为雇佣兵，比如劫掠，但事实上真的去梳理历史会发现这些民族真正的核心技能还是贸易，比如以海盗，侵略者为表象的维京人在背后其实也依仗着贸易，而南欧与北欧区别巨大的产物也推动着贸易的繁荣，还有“克里特商业冒险主义”的另一个本职工作，殖民（中性词，更准确叫法应该是开拓未知区域）。
这些在自给自足的小农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仅仅在晋，宋有过不同程度的海外贸易，交流。明代有短暂的隆庆开关以及类似于与日本性质是“恩赐”而非商贸的勘合贸易。
小农生活的内核就是吃绝户，占你的地，更大规模的自给自足，更好的抗风险（天灾），而商业文明的内核是贸易，做大蛋糕双赢，如果大规模实行绝户，那么必然导致自身收益的下降，因为“外人”既是不同地区特产商品的生产者，也是自身商品的消费者。
而小农吃绝户其实也有着一种风险，即拥有越多地越需要劳动力辅助，比如佃户，短工，长工，那么本身应该也会有底线意识，万一劳动力过剩，但问题恰恰也来了，有一个很典型的要素把这种底线意识对冲了。
这个要素就是小农要吃绝户，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人口，更准确说男丁数量，那么这种小农国人口增速就会非常惊人，比如宋代人口突破1亿的时期，整个欧洲加起来也才7000万，包括像日本土地这么贫瘠的国家，室町时代才从庄园制经济解体到自耕农（小农）时代，但下一个战国时代人口很快达到1000多万，而江户时代仅仅250年，人口暴增到3000万。
在这种对冲，闭环之下，完全不需要有底线意识的存在来保护劳动力。
这点甚至工业时代早期的欧洲也有一定程度的劣化。
因为机械装置（蒸汽机，纺纱机等等）的发达，劳动力需求大大减少（此前在黑死病死了3分之1人口后，欧洲劳动力价格大涨，平民收入水平很高），接着人口的作用下降，底线开始降低，促成了19世纪欧洲工人的低生活水平（美洲黑奴的肉类摄入量是同期欧洲工人的几十倍），但20-21世纪欧洲人在经历两次教训后重新认识到劳动力生活水平对于资本主义循环的重要作用，开始推崇左翼化之路（白左）（平等，改善分配，用改善的分配提振消费，特别是直接发钱包括高福利的重要性）。
商业文明有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很多种商贸形式的双赢的需要，但小农不是，只有吃绝户是利于自己的，几乎一本万利且不会得到教训，赢者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