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一点，唐人修晋书，不是从零开始的。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诏修晋史的时候，朝廷手里绝不是只有几卷零散在各处的行状、碑文，而是已经有了所谓十八家晋史在流通。按照目录学的研究，前后算上各种增补、改写，记录晋史的著作在当时大约有二十种以上。这里面有的直接叫晋书，有的叫晋中兴书，有的叫晋阳秋、晋史草，还有赵书、燕书、凉书这类只给某一块割据政权单独立传的霸史。
在这堆书当中，有一部地位尤其特殊：南齐人臧荣绪写的一百一十卷晋书。它从司马氏起事写到刘裕篡晋，把西晋、东晋的历史一网打尽，整部书时间线完整、体例整齐，是当时第一部真正意义记录了完整两晋历史的晋史。
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为巩固政治统一与儒家名教体系，令房玄龄奉敕编修记载东西两晋的纪传体断代史。这本书在贞观二十二年完成定稿，历时两年就全部完成。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修一部断代史，最自然的办法根本不是从地基挖起重建，而是以臧荣绪本为蓝本，同参诸家，再把十六国史籍、杂史、类书、文集里散落的材料一并采进来。按照史料学里那种高度概括的说法就是：他们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这种做法听上去平平无奇，其实问题就埋在这几个字里。
因为臧荣绪并不是两晋的人，轮到他动笔的时候，晋朝早亡，甚至于刘宋都已经成为了旧朝，而且他不过是南齐的一个地方官，眼前没有一整套从中央档案抽调来的诏令、起居注、实录，只能面对一个已经被战争反复洗劫过、结构断裂的史料世界。
现在从辑佚、札记里还能勉强拼出十八家晋史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些作者的名字和书名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混乱感：虞预、王隐、朱凤这些西晋、东晋人写的晋书，有的只写西晋，有的写到元帝南渡就停笔。何法盛的晋中兴书只是专写东晋。再往后谢灵运、萧子云、沈约也都写过自己版本的晋史。这些作品，有的是官修体例，有的是文人自记，有的几乎就是把家族记忆、门第立场扩大成天下史的家史升级版。等到臧荣绪下笔，他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从头立说，而是在前代晋书、杂史、别传、家乘的基础上大规模的抄书，打包、剪裁和重排。他自己的晋书，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部由二手、三手材料拼装出来的综合性作品。
这里的问题还不止是在二手材料，更在于这些材料是在什么文化气候里写下来的——那是一个清谈最盛、志怪最旺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有两个几乎上瘾的写作冲动：
一个是讲风流，一个是讲怪事。
讲风流，就直接催生出世说新语、语林之类完全以人物逸事、妙语机锋为骨架的志人著作，用一段段简短但精准的场景，去凝固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人格高度。讲怪事，就有干宝搜神记、郭澄之幽明录那样把鬼神妖魅、异象梦兆当作事迹来记录的志怪集。在当时的语言环境里，像世说新语这种书，并不只是消遣用的趣闻轶事，而是在史传叙事的脉络里，把人物美学和名士价值推到了极致，用一个个段子去支撑整整一代士族的话语权和自我想象。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被自然地归进小说、杂记，但在当时的士大夫世界，它们并不低贱，而是同时承担着社交谈资、道德评价、政治清议的双重乃至三重功能，是构成魏晋历史形象的核心文本库。
以上种种这就意味着：等轮到臧荣绪整理前代晋史的时候，他桌上摊着的，根本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史官记录，而是一整片早已被故事化、志怪化、风流化了的历史文本语言体系。虞预、王隐那类较早的晋书本身就带着鲜明的门第视角和逸闻笔法。何法盛的晋中兴书讲东晋政权如何在南方中兴，本来也就大量使用人物轶事、门生故吏的传闻来填补文书档案中的空白。再加上梁、齐以后那些晋史作者，更不可能完全无视世说、搜神一系材料，反而常常主动把这些东西吸进自己的叙述里。
臧荣绪如果真想把上下两晋写全，一方面要用前代晋书构骨架，另一方面，又必须从志人、志怪、家乘、文集里补血肉。对当时的他来说，这不是在做一个把小说放进史书的破格动作，而是再自然不过的工作选择：在手里能找到的材料里面，只要能对时间、事件、人物提供一点信息，就都可以视作史料利用。
于是，当唐人说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时，他们接过来的底本就已经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朝廷实录，而是带着很强混合文类性质的准正史。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半史半世说的晋史传记：外在骨架仍然是纪传体，所谓本纪、列传、志、载记一应俱全，但在细部叙述层面却铺满了逸闻、段子、梦兆、谶言、妖异和灾祥应验。
房玄龄等史官在面对这部底本的时候当然不是分不清小说和史，问题在于：面对魏晋以来早已形成规模的这种史料世界，他们如果一刀把风流、志怪那一部分全部砍掉，书的面貌的确会变得正经，但晋代真实的许多细节、人物形象、时代空气也会随之一起被割裂。
于是他们只能做了另一种无奈选择：承认臧荣绪只是一个大规模的汇编者，承认这部汇编之史在晋史书写中的基础地位，在此基础上再从十八家晋史和十六国史籍里，把他们能见到的一切材料一股脑往这套结构里去填充。这样的操作逻辑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底本自身的一些逸闻、志怪成分不仅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反而在不断补材料的过程中被进一步放大，最终形成今天所看到的晋书。
这一块由唐人增补的史料部分，最严重的问题集中在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是什么局面？那是一块政治秩序高度破碎的北方世界，是一群割据政权轮流上台、轮流灭亡的舞台。各家给自己写史，不可能老老实实写财政、兵制、行政，只能竭力证明我才是正统。证明的方法，往往不是严密论证，而是符瑞、谶纬、梦兆、怪异：某姓自称汉室宗亲，某人梦见白气入怀，某年星坠某地，有人夜间见赤光冲斗牛，于是就被解释为天命在我。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非常，在当时却是极普遍的政治话语手段。所谓赵书、燕书和凉书，从本质上说就是各个割据政权为自己写的霸史，而这些霸史本身就具有高度谶纬化、神怪化。
唐人要写两晋之际的全局，不可能只关起门来写建康的那一支东晋，还必须把北方所有这些政权的兴亡都纳入视野。于是他们不得不大量兼引这类自带传奇色彩的史籍。你在晋书载记这个新类目里看到那种几乎无穷无尽的梦兆、祥瑞、妖异、灾异应验，很大一部分根本不是唐人好事添油加醋，而是原本就在那些十六国史书里的句子，只是现在被整体搬运到了正史框架里。
唐人如果不引，载记就会塌掉一大块，只剩下几个年号、几场战役，根本写不出政权自我理解的那一面。但是一旦引，你就等于把乱世政治叙事中最神怪的那一部分也忠实搬进了正史。对于唐初的史官来说，这不是造神怪妖异，而是出于一种不可偏废的专业自觉——他们相信要呈现历史全貌，就不能只写中央王朝那条稳健的线，还要写出诸侯和霸主眼中的自己，而那套语言恰恰是通过梦兆、妖异、天象来运转的。
说到这里，就又牵涉到了一个问题。
现代人读晋书时，很容易把灾异、符瑞、梦兆自动归入迷信和非理性内容的分类，潜意识里以为这些都是作者私心附会、无关大局的花边段落。但如果把视角退回到唐人以及再往前的两汉，你会发现问题完全不是这么理解的。
魏晋以来的史书，并不把灾异、符瑞、梦兆视作可删可不删的边角料，而是把它们当成一种严肃的政治语言类别，认为记载它们本身就是史。所以你会在汉书、后汉书里看到庞大的五行志和天文志，用大量灾异与朝政得失做呼应，把星辰运行、地震水旱当作评价帝王德行的一种证据体系。这套思路，到了东晋、南北朝并未消失，只是随着中原秩序长期崩塌、官方档案一再毁失，经学权威和律令体系的权威被侵蚀，许多硬材料不在了，灾异、怪异反而成为少数还能提供意义的材料。你很难像班固那样细致地写财政制度与兵源结构，却可以很容易地说星孛于某宿、虹见于日，然后据此断言其德衰，其政危。在六朝史书中，这是一种常态性的叙述方式，臧荣绪以及与他同在一个时代的晋史作者自然会大量依赖这套语言。
唐人沿用这些底本时，并没有把这套语言当作纯属迷信而一律剔除，反而是顺着传统史学中天人感应的范式，将其视作必须保留的组成部分。
说到这里，其实也就讲清楚了，晋书这本书编纂的源头，第一层，是臧荣绪晋书自身在六朝史—世说—志怪混合文类环境中编出来的综合性作品，骨架是纪传，血肉却充满了逸闻、风流、鬼怪。第二层，是在补材时大量吸收的十六国史籍，这些史籍本身就是高度谶纬化、符瑞化的政治自传，把梦兆、妖异当作合法性证据写进历史，因此一搬进晋书，带来的是一整套现成的神怪叙事。第三层，则是它所继承的史学框架，那套完全把灾异、怪物、谶言当作可以用来解释政治得失的事实的天人感应系统，而不是现代意义上非理性的杂质。
唐初房玄龄等人要在很有限的时间内交出一部官修晋史，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全面接管臧荣绪的整个结构和大部分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用十八家晋史和十六国霸史充实各种细节，用灾异体系完成价值判断。每一步都可以自圆其说，每一步从他们当时的视角看都是专业而合理的，但三步叠在一起，晋书自然就成为后来读者眼中那部最接近志怪总集的正史。
这种编纂手法导致了晋书在编纂完以后，就算是太宗御制，在唐代就争议很大，刘知几在史通里谈到唐修几部史书时，对晋书是评价极为不客气的，说它好奇而不求其真，多录诡异而少存其实，说它对人物的评论竞为绮艳，不务笃实，几乎是直指志怪化、世说化的毛病。到了清代，读晋书的学者干脆点名：这书在选材上犯了忽正典而取小说，对魏晋风流、清谈逸事宏奖太过。稍微用功一点去做文本对勘，就会发现这样的评语并非以讹传讹：同一个故事，在世说新语里出现一次，在晋书某列传里以略作改写的版本再出现一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时引到的无数小故事，在晋书中往往能找到堂而皇之的史传版。换句话说，从臧荣绪的底本到唐人的官修晋书，大量志人小说式的段子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迁移到了正史之中，而这种迁移的规模，在其他断代史里确实没有先例。
那么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会问，唐修八史，为什么别人家的史书没有这种毛病？只能说这种毛病其实都有一点，却远不到晋书这样的密度。我们知道，梁书、陈书、周书和北齐书、隋书也都是唐初集中修成，也都遇到前代已有史书的局面，但它们的底本气质完全不同。写梁、陈的是姚思廉，他本人就是南朝臣僚，直接接触两朝档案与宫廷旧事，哪怕要采别人的记载，多半也是在一套还算完好的官方文书系统上做加减。写隋的是魏徵等人，有完整的起居注、诏令、奏议可以依凭，灾异、符瑞固然也写，却多半是锦上添花的评论材料，在叙述结构上属于可以有、也可以略减的层次。它们不需要像晋书那样大规模接盘一部已经充满世说和志怪因素的底本，也不需要像晋书那样在一部书里包揽十六国那种本身就带传奇色彩的历史史籍。可以说，这些书虽然同样写怪、记灾异、爱讲逸闻，但总体气质仍然更接近我们熟悉的干干的正史，而不会在每一个层面都被奇幻叙事浸透。
最后再说一点就是，对于我们一个现代读者来说，如何看待晋书，换一种思路，当你翻开晋书，其实看到的不是一部冷冰冰的朝廷档案，而是一整片真实的魏晋南北朝的叙事习惯——内在是所谓的风流、清谈、志怪和谶纬——只是被唐人用纪传体的格式包了一个严肃的外壳。面对十不存一的历史文献保留情况，能记录住当时的叙事习惯，并且保存了相当多的历史记载，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份珍贵的史料遗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