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二元结构是扩大消费的第一步，税改是扩大消费的第二步，修复居民资产负债状况是第三步。
之前做过二元结构模型稳定性的讨论，结论也非常残酷，二元结构正常情况下是稳定，即两成的人即使什么都不干，只要手握分蛋糕的刀，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多次分配获得资金，从而维持较高的消费能力。剩下的八成则努力工作，努力加班，创造产出，但获得少量的分配，科技在不断向前，增加人均产出效率，溢出来的资源也足够提升生活质量。稳定性表现在，产出=消费，不管谁产出，谁消费，产出只要和消费匹配，结合外循环的贸易顺差，市场就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危机，就业率和经济还在稳步的推动。
但二元结构的稳定性有个前提，是外循环持续增长，科技持续进步，以及经济高增长，什么时候出现不稳定呢？短期有外循环受阻的时候，比如08年，产能无法顺利通过外需消化掉，记得没错的话，扩大内需就是那时候开始提的，解决办法就是家电三下乡，和现在的汽车三下乡是一样的道理，当然短期的国际需求下降，不算什么大问题，当国外市场回复，需求就会反弹，比如09年之后的外贸数据还在稳步提升，近几年还屡创新高。
第二个则是经济增速放缓，我们知道既得利益者总是潜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但胃口也不会变小，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甚至特殊事件冲击的时候，发危难财的人多了去了，比如疫情期间的各种乱象。这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对于二元结构的另一端索取太高，即便已经负债累累，但依旧鼓励举债，叠加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下降，连基本的投资和消费都开始削减了。而另一元结构消费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完全吃下国内的就业消费市场，相比于市井气息，他们更加愿意在炫耀财富上花钱，成为全球最大的且稳定增加的奢侈品消费国，典型的冰火两重天，现在不说打破二元结构，至少不能让二元结构的两边收入、社会保障、话语权进一步失衡。
再说税改，我们经常鼓励消费，尤其是普通人的消费，但又不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比如消费者权利保护，好像每年只有315一天需要保护一样，维权成本太高，违法成本太低，这个还只是皮毛问题。重要的间接税占比高，是我国的最大税种，深的收税的精髓，即拔了鹅毛又尽可能的听到最少得鹅叫。消费环节税会抑制消费，降低支出成数，且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消费，因为任何一件商品不管穷人富人税率是一样的，所以要降低消费环节税，增加收入环节的税收，削弱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同时增加支出乘数。国外有无穷多的向富人收税的工具，不能只学一些类似于特色的预售制之类的工具。怎么向富人收入，怎么降低穷人税负才是扩大内需，规避传统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工具，被归入到上策。
前两个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状况，尤其是降低二元结构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压力，这么高的负债和税负压力，即便有休假，大家也会“自动”放弃这个福利，谁不爱休息呢？至于带薪，也只能是二元结构的一边有机会推行，比如体制内，国资这样在分配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群体，私企？不出现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就不错了，之前也分析过这个问题，我国不会陷入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因为二元结构下，有人借多少钱都不会有风险，反而还可以充实自己的腰包，而唯独私企和居民要为自己的负债负债，从而选择削弱信贷意愿，同时削弱投资和消费，特色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最后再说说扩大内需和带薪休假，总是不能从全局看待问题，犯下“我要的是葫芦”以及“揠苗助长”这样小学生都能理解的错误，比如扩大内需的方向是信贷宽松，鼓励大家举债，越举债，消费能力越弱。而带薪休假，则又有点揠苗助长，先把基本劳动时间落实了再说，且居民和私企出现信贷收缩趋势，最后别又是定向给二元的其中一策发福利，代价则是普通人更沉重的税收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