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带薪休假，促进假日消费，既是扩大需求侧，也是优化供给侧。
需求侧很好理解。节假日天然适合逛吃买，天然有“打破常规”、不受日常自律的约束进行自我放纵的冲动，消费意愿远非循规蹈矩的工作日能比，同样的钱花得更心甘情愿，也更不肉痛。
同时，休假多，造人、带娃也更方便，这一块可是非常大的消费。我家边上有个几万方的商业综合体，之前的店铺包括餐馆在内，都倒闭了一大片，但服务小朋友的业态却生意兴隆，整个综合体的人气完全靠孩子们在支撑。
而供给侧，增加休假就是减少工时，增加潜在的雇佣机会，扩大就业容量，缓解目前的失业压力。中国职场特别恶劣的一点是，非常流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拿两个人的工资”，造成两个人失业，收入集中化之后边际消费倾向也降低。在这种竭泽而渔的高强度劳动模式下，别说带薪休假，哪怕日常的完整周末甚至准点下班，都不一定能保证。
实际上，目前“休假太少”、“工作太累”、“上班时间太长”实际上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繁荣的负面因素。
2022年，中国人口占全球17%，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发电量也占全球30%，钢铁、水泥产量都占全球50%（而且还是净进口国），但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全球13%左右，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7%。
显然，中国的发展明显存在不平衡。“造东西”的能力已经很强，是“世界工厂”、“基建狂魔”和“发达国家粉碎机”。但同时，消费明显不足，辛勤劳动成果没有充分转化为高品质生活，仍然是勒紧裤腰带搞积累、玩赶超，人口再生产相较于物质再生产短板明显，像是“只奋斗不享受”、“只造东西不造人”的“世界工蜂”。
随着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工业国（很多人甚至声称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工业化国家”，此后别的国家的工业化之路都被中国堵死了），已经把绝大多数（可贸易）行业的“溢价”都卷没了，目前全球多数制造业部门都是产能过剩的状态，“购买力”而非“造东西的能力”是更稀缺的存在。基建等更是超前发展，城市界面不比发达国家差，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之类的交通网络更是国民自豪感的来源。
可以说，单纯作为一个工业国，中国经济规模继续大幅提升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换言之，继续在“造东西的水平和能力”上堆资源、挖潜力，边际产出只会越来越低。
关于基建、能源的“充分发展”、“超前发展”，参见：
边际效用最高的方向，是在内需牵引下的内循环，尤其是三产、服务业等不可贸易品。实际上，假如在保持制造业增加值规模稳定的情况下，把三产占比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经济规模可以增加一倍还多。以去年为参照系，就是26000美元。（大量的三产都是属地化、不可贸易的，因此这个测算不考虑“发达国家粉碎机”因素，中国的增量视为全球的净增量）
实际上那些人均GDP2万美元左右的入门级发达国家，根本没有多少让中国人艳羡的所谓“高端产业”。那些产业明显比中国高端、甚至掌握“卡脖子”黑科技的，往往是人均GDP35000美元往上的。而且那些“卡脖子”黑科技部门，产值、就业等占比，也是很小一部分。
而且，除了那些工业革命级别的伟大技术（蒸汽机、内燃机、电机、计算机等）可以从无到有催生全新的有效需求和增量市场，更多的场景下是需求和市场牵引着技术的演化和迭代。
其实，在现有技术天花板下，越来越多的人住上高品质住宅，开上国产的高质量汽车，用上越来越多优质的国产电子、电器产品，人均生活用电向发达国家迈进，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养老、娱乐、旅游等方面的需求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这种过程对经济的拉动效果，远超个别细分产业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拉动效果。
换言之：假如中国多数人都过上中国现有生产力水平能负担的品质生活，那么中国事实上就是人均GDP2万多美元的准发达国家。
当然，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也在于一些制度性、系统性的资源错配和低效管制，导致大量需求没能得到释放和满足。
打个比方，按照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租房（特别是只租一个房间）的时候，买的大件物品的量和质，往往低于拥有自有住房的时候。而住小房子买东西的规模，又普遍不如住大房子。同时，如果一个房子远离实际工作、居住地，长期空置，也不会往里面添置很多东西，甚至连装修都会更随意。
而现状是，大量年轻人扎堆的城市，近郊被重重叠叠的永久基本农田包围，发展空间被严格的城镇开发边界锁死，各大城市的土地指标捉襟见肘，住宅普遍又小又贵。广大只有“386199”部队的农村，甚至已经接近凋零和自然衰亡的偏远农村，却有一幢幢没什么人居住的大house在占用耕地。
根据2020年的统计，全国宅基地有1.7亿亩，超过全国的城镇建设用地（1.5亿亩）。而住宅用地在城镇建设用地中一般不超过三成。
而假如农村进城人口可以方便地把老家宅基地指标置换成所在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把老家农村那些空空荡荡的大house变成城市化区域的大平层，则带来的各种消费（特别是大宗消费）增量，进而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需求，是极其可观的。
而且农村宅基地不可转让，财产价值极低（流动性为0的资产只剩下使用价值），几乎没有财富效应，也无法改善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但城市住宅完全不一样，可交易、可抵押，有成熟的市场估值和金融属性。这个转变的财富效应，带动的消费信心、投资信心，也是对经济繁荣的极大助推。
最近还有一种论调，所谓“要爬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攻克全人类几乎所有高端产业”。具体算法是，把某项高端产业的全球营收或产值，除以中国人口，得出一个并不高的平均数字。比如全球芯片市场6000亿美元，假如全部算给中国，14亿人平均分到只有四百多美元，然后得出结论就是“攻克某一项大型的高端产业，只能让GDP增加很少一点点”。
此类论调很容易给人两种感觉。一个是“中国威胁论”，好像中国人想富起来，就要把全世界所有高端产业全部吃干抹净，走自己的路让“外国”的70亿人都无路可走。另一个则是“中国人口过剩论”，14亿人太多了，最好减少到4亿，才能让所谓“高端产业”覆盖更多的人。
而且“工业党”们眼里的“高端产业”，又特指那些“硬核”（数理化含量高）的工业（数理化含量高），他们口中的所谓“实体经济”，就是特指“造东西的产业”，造房子往往还被排除在外，因此其更狭义的定义是“造可贸易品的产业”。
他们总结的“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产业不够高端”，换句话说就是上文说的那种产业不够多。他们的对策，基本可以概括为，继续加大产业的“数理化含量”，造更“硬核”的东西——不包括造更好的房子，也不包括造人。
但实际上，哪怕人均四五万美元，甚至六七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从事的工作，也是“低数理化含量”的普通工作，因为人类智商的中位数就是中学数理化学起来会很吃力。
延伸阅读：
当然，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尤其是“安全”的追求逐渐高过“效率”的背景下，土地制度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很难有实质性的推动。就算能有所进展，对于当下的经济困局，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个人认为，当下边际效用最高、长期效益最好的策略，就是就是以鼓励生育为切入点，进行大规模印钞撒钱。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尤其是养老金的本质就是代际转移支付的社会，生娃带娃是一个非常辛苦劳累，但对个人回报未必能覆盖付出，对社会却有“正外部性”的高价值劳动。
养娃开销很大的，鼓励生育天然就是刺激消费、提振内需，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大工业国，产能空前强盛，产业链供应链无比坚韧，最大的问题是需求不足而不是“短缺”。同时也是提振就业——鼓励生育可以适当降低女性的（狭义）劳动参与，至少在（狭义）社会总劳动时间的意义上减少内卷，同时以国家补贴的形式让生娃带娃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形成事实上的就业。
前面说的是狭义的“劳动”，因为传统经济观念不承认生娃带娃的经济社会效益，但在大量生产部门都产能过剩、就业极度内卷的情况下，将一些人力（精力、劳动时间）引导到人口再生产领域，不见得比在过剩部门、内卷部门继续堆资源更没有效益。
同时这也是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储备。只有一代又一代足量的新世代，从产品到服务的各种需求，才能形成世代接续的排浪，才有长期的坚实基础。
当然，这些补贴适合由中央财政来负担。一方面，中央财政的资产负债表堪称全球最优质，杠杆率较低，远比地方财政和居民家庭有更多的扩表空间。另一方面，鼓励生育的收益是全国分配的，发达地区可以虹吸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容易为他人做嫁衣裳，同时在孩子成长为劳动力之前都是需要大量公共服务，对于财政实际上是阶段性的负担，地方当局鼓励生育的真实积极性、内在动力，是非常可疑的。
在人口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工业化社会，生育、养育下一代就是增加未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供需两端看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远比一些低效甚至销毁财富的投资建设更优质。而相较其他工业化社会，中国投入物质再生产的资源过多，而投入人口再生产的资源实在太少。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经济繁荣的最核心动力，所有的需求，归根结底是人的需求。没有人的经济体系，再“高端”、“硬核”也没有任何意义。
而生娃养娃的重要制度配套，就是保证足够的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