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包括我在内。正如P姐回答评论区中的质疑为什么有女生喜欢奥斯曼一样，那我可以说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破除你的偏见。
之前遇到一位答主，他的签名是「我们在历史中没有面孔」，让我读来非常震撼。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历史上的某个具体或抽象的女性，但我作为一个女性，从女性视角联想到了无数历史长河中籍籍无名的女子。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大家是否知道土耳其里拉面额上唯一出现的一位女性是谁？
正是坦齐玛特时期的奥斯曼首位女作家、历史学家法蒂玛·阿丽叶。当她年幼时，她跟随先后出任埃及和希腊省督的父亲往来于行省，游历的经历让她产生对历史和写作的兴趣。然而，尽管她的父亲是坦齐玛特的大法官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奉命主持将教法与世俗法律融合的现代化法律汇编工作，她却没有机会和兄弟一样受到法国家庭教师的教育，只能偷偷旁听；尽管她的丈夫是哈米德二世的尉官，父系来自帝国晚期威名远播的名将加齐·奥斯曼·努里帕夏，她的丈夫却在婚姻的头10年禁止她阅读外国作品。坦齐玛特的「自由」「平等」之名，甚至连英国国会议事录（Hansard）字里行间中都溢满夸耀之辞，褒奖麦吉德和阿齐兹对宗教平等和奥斯曼现代化作出的巨大努力。然而我无法忘记，即使是这段政治风气相对开明的时代，一个女性，哪怕是高官之女能否受教育，也完全系于父亲和丈夫之手。当法蒂玛·阿丽叶最初发表小说，付梓出版时也不敢使用真名，只能使用Bir Hanım（一位女士）作为化名——我们在历史中没有面孔。
直到她的写作声名鹊起，又积极参与女性权益运动，在巴尔干战争时投身公益，并成为奥斯曼红十字会第一位女性会员，她的父亲才意识到女儿的才华，丈夫也不再禁止她阅读外文书籍。法蒂玛·阿丽叶终于可以用真名写作，她在晚期帝国的文坛也如一颗流星出世。之后她创作了两本历史学书籍，一本「艾哈迈德·杰夫代特与他的时代」阐述其父在坦齐玛特时期立法的正当性，一本「奥斯曼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从科索沃大捷到安卡拉惨败」，可看成寻找奥斯曼主义的历史依托，以批判巴耶济德之暴政，借古讽今地批判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书中为了加强戏剧性，宣扬穆拉德一世加齐苏丹的面貌，在科索沃之战的前夕增添戏码：穆拉德一世在深夜暴雨中向真主祈祷，倘若奥斯曼将士可以赢取塞尔维亚，他甘愿以身殉难，成为祭品。穆拉德一世「殉难」的场景过于有名与震撼，此后不断被引用。很可惜的是，对政府的批评导致法蒂玛·阿丽叶不得不淡出文坛和政治舞台，她之后再未发表作品。
共和国成立后，女性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权。由于法蒂玛·阿丽叶在文坛和女性权益运动的重要性，2009年土耳其央行决定将她的头像印在50里拉上。这并非毫无争议，批评者认为作为纸币上出现的首位女性人物，应当选择一位共和国时期的杰出女性，才配得上出现在凯末尔的背面，而不是一位「奥斯曼主义的幽灵」。然而土耳其央行最终还是选择了法蒂玛·阿丽叶。此时距她逝去，已经过了73年。
当年热爱历史的小女孩终于在历史中有了面孔，印在纸币上传入千家万户。这何尝不是一种鼓舞，亚非拉女性与历史的依托竟然不再是父亲、丈夫与君主，而是可以独立依靠自己笔下的作品。我们对历史的热爱终于没有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