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伟大的理想，死于丑恶的现实权力，成就固然斐然，但是在核心的社会结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要被取代。
单纯从立国理想来看，中华民国、国民党以及孙文是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我至今仍然认为，在二十世纪初，孙文的三民主义，即一种带有左翼色彩的自由主义或者社民主义，是当时中国乃至广大亚非拉国家最应该走的一条路——实际上这也是凯末尔、尼赫鲁这些其他第三世界大国的“伟大国父”们共同追求的道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仍然由实权君主统治的1911年，中国能够率先建立一个民主共和体制，这成就不可谓不伟大。如果在1911年后，中国能够按照孙文等人的设想，维持一个宪政体制走下去，那么中国完全会成为20世纪全世界的民主转型和社会改革的标杆，中国人民也完全可以躲过此后半个世纪里的诸多灾难，少受两三代人的战乱与贫穷之苦。
可惜的是，尽管在1911年和1926年，历史给了民国两次走向理想的正轨的机会，但是在这两次理想刚刚萌芽之时，现实政治中丑恶的权力关系很快就将这一理想掐灭。在1913年，中国即将建立一个民选政府的前夕，手里握有北洋军队，获得守旧派支持，又从欧美处借得巨款的袁世凯，看到民主势力试图用民选内阁来架空他时，便用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来作为回应；在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即将彻底消灭北洋重建共和时，掌握了北伐军且收编旧军阀，获得了守旧派支持，与英美达成合作的蒋介石也用军事政变和屠杀来作为对越来越不利于自己的文官政府的回应。袁和蒋发动反民主政变的原因和手段出奇地相似——他们都不能接受“民主流程会选出一个我不喜欢的也不喜欢我政府”和“被我扶上去的民选政府会把我一脚踢开”这种可能性，后来也都用的很下三滥的方式来掀桌子（袁世凯买凶杀人，蒋介石用黑帮屠杀左翼）。
袁世凯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的后果，不仅仅在于在制度上毁灭了民主，更是拉低了政治斗争的底线，迫使革命的势力也从温和走向极端，让两边在“向下竞争”的路子上越走越远，下限越来越低。既然袁世凯、蒋介石们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文官政府在军阀面前如草芥一般，那么革命党人得到的教训难道不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宋教仁这种擅长搞议会斗争的被刺杀，陈独秀这种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被现实打脸，那么在屠杀和战争之后，剩下的革命党们不就只剩下那些杀伐果断，善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那些人了吗？当民主底线被打破、武力取代选票成为唯一的硬通货之后，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陷入了极端化的漩涡，而民国就是在这样的漩涡里被撕碎了。
其实民国的问题也是20世纪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共有的问题——民主的维系需要军队的配合，而军方精英又和保守的地方精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往往无法真的接受一个普选制下产生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往往带有强烈的社会改革诉求）。袁与蒋是如此，苏哈托和皮诺切特也是如此。在一个守旧势力根深蒂固、星星点点的现代文明被传统社会包围的国家，或许民国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存活的早产儿。它无力解决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只能在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让社会矛盾再也拖不得、迎来总爆发后，被社会革命所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