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就是被多年来我国大陆盛行的唯心主义史学观，影射史学观所诱导的错误观念导致提出的。
大陆映射史学观念的基石是，一切历史重大变动和长期问题诞生，主要是阶级矛盾，阶级结构矛盾，以及人民力量或者说倾向所致。
一点都不唯物主义。
比如安史之乱，因为它延宕多年，就认定其必然离不开河北地区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
也是基于这种影射史学派的逻辑，近年来网络上大肆出动的各种打着“团结”“阶级史观”的清吹也纷纷把杀人狂魔，暴君努尔哈赤，皇太极美化为某种民族平等阶级斗士。
安史麾下有一部分汉族将官和士兵，与河北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安史之乱是两个概念的事情。
一个军事集团取得诸多成就取决于很多因素，而所谓的“民心”只是效率的助推器之一，润滑剂之一，它甚至不一定是必要条件。更不用说充要条件了。
安禄山集团是可以通过暴行，屠杀，来控制大批河北人民，甚至直接让他们化为白骨的。活下来的人也会被迫跟他们合作，联姻，结盟。
而朝廷实际上也后来也很难去甄别哪个是和安禄山集团一开始诚心合作，哪些是被屠杀所裹挟的。
何况由于大唐中央在潼关之战的史诗级失误，后续导致的一连串错误战略措施，不仅使得速胜安史集团化为泡影，而且导致了帝国边防雇佣军和外族雇佣兵长期在关内做战之后引发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不可避免的发生对安史集团控制区域的过度杀掠，由此也导致一部分原本不是安史集团铁杆的城镇被迫和安史集团部分成员抱团取暖对抗朝廷。
朝廷和藩镇之间，与藩镇下辖人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是极为复杂的。
在安史之乱初平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大唐中央关系最为恶劣的都不是河朔三镇，而是淄青，淮西两镇。
而淄青淮西两镇的很多成员，早期甚至是坚决反安史集团，渡海回归朝廷的。
最后却变成最为敌视大唐中央的两镇。
这里面的门道，并不是影射史学派随便可以用阶级史观和人民史观去解释的。
仅仅因为安禄山集团动乱持续多年，就武断的追随影射史学派搞什么人民阶级史观解释是非常盲从的。
安史集团能够坚持很长时间，必须首先从军事， 财政，唐中期军队性质转变等多个角度去分析。
甚至首先分析马政，都比盲目追随人民阶级史观要靠谱。
因为之前和人辩论唐代之后中国是否还盛行重骑兵的问题，去翻过几篇安史之乱后的大唐马政的论文。
刚好可以略微说说这个问题。
大唐帝国在开元天宝时期的马政其实是一个一直走下坡路的过程中，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马政更是几乎全线崩溃。
后来不得不发动福州，江西，安徽等地区来搞养马的情况。
而且这一时期，其实唐帝国内部也并不存在很强大的庄园经济体，更多是以小农富农，中小地主为主体的经济。
抗风险能力很一般，更遑论大规模养马了。
即便唐代的气候条件远胜于元明时代，以中小地主和小农富农去大搞马政其实效果也很一般。
而西北部地区的贸易路线无法得到保障之后，艰难转运物资，比如唐绢到朔方镇贸易回纥战马的难度也极高。
再加上朝廷控制的中原地区粮食产量骤减，其余粮食要从两淮逆流而上运输，豆料收集不易，在战马问题上更是捉襟见肘。
与之相反的是安史集团在前期掠夺的大量物资财富，尤其是靠屠杀和掠夺积累的财富，物资，绢布，器皿，可以在原唐朝营州地区面向东北亚贸易到很多马匹。
而且华东沿海地区和河北到营州和辽东，野生豆科植物的富集程度完全超过陕西，四川。
在华东战场上很长时间里，大唐中央指挥的平叛部队在骑兵数量上可能长期面对安史叛军是处于数量下风的，而且可能下风程度不小。
在这个问题上，你套用阶级史观那种“得民心者就XX”合适吗？
恰好相反，安史集团经常性大屠杀和劫掠不仅不会对他们的马队形成很多负面影响，反而是有益于其保持马队规模的。
大量杀人之后获得更多口粮和富余耕地供应战马口粮与牧马，掠夺财物去河北边外交易战马。
而骑兵数量的缺乏也导致大唐中央不得不引入一些回纥雇佣兵。引发更多的战场纪律问题和军民冲突问题。
除此之外，安史集团的骑兵数量多还有一些好处，比如孤立在安史集团控制区的一些城镇，即使想反抗安史集团，倒向朝廷，也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集结难度，物资转运难度。导致反抗者在安史集团骑兵集团的索敌，骚扰，补给线控制压力下，无法形成合力。
所以安史叛军并不需要和大多数河北平民有多么良好的关系和共同目标。
唯心主义影射史学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民心”之类的问题，而捧他们臭脚的键史圈唯心主义派则更喜欢强调什么尚武啦，重文轻武啦，什么收缩，内敛之类的完全不用介入技术细节的问题。
实际上很多时候人的想法和计划，是完全无法突破现实技术条件桎梏的。
就像满洲八旗得天下是不需要得到多少汉人支持的一样，安史集团其实也不需要多少河北普通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