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求开放、普惠和约束；美国要求不用来侵犯人权；
我认为都对，作为政治正确的原则性阐述，说“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应该本着人类进步的原则进行“也许更普适。“原则”如果不进行具体解读，从辩证的角度看不会有指导意义。
倒是俄罗斯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由专业人士科学的研究更具有操作性。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科学的研判各种可能。安理会研讨为时过早，而且基本上不会起作用。
一个充满斗争的世界，连气候问题都不能达成合作，更不用说还发生着你死我活的大规模战争，这样的世界能同心协力应对技术革命吗？
绝无可能。
人工智能不是外星人强加给我们的，它本质上是人类智慧的反馈，并且将以人类可以想象的演进途径发展，直到人类成为学生。人类应该为此承担任何后果。
我不认为在一个科技变革的风口上，尤其是世界经济不景气，缺乏增长点的时候人们会停止研究或接受约束。
在更高的智慧面前人类才是平等的，限制可能恰恰使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更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徒劳的限制不如积极发展一个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人工智能。能够打败AI作恶的也只有AI自己。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安理会没有认真考虑，那就是AI取代人类劳动的问题。
当大量人口因为AI失去工作时，人类如何改革现有社会制度和原则，去保障人类更基本的原则。
技术如果使人们更贫穷、更不平等，那绝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类自己的社会分配和社会体制问题。对此，所有国家都必须直面。
我认为纯粹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应对这一变革时更有优势，但西方民主党这些年的表现说明西方也在进行某种有意无意的社会变革。并且不排除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优势方面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
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求人类主动改善自己，否则大概率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动荡。同时人类也不应顽固的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绝对主宰。那样的话人类的后继者AI也会如此。人类有时间考虑如何去控制AI，不如去考虑如何改革自己的体制去适应技术发展，未来在AI高速发展下也许体制会是竞争的焦点，谁的体制更合理谁会更高效的与AI配合发展。
我相信这种变革不仅仅会改变工作，也会改变政治形态。
我相信这种变革是客观规律性的，应该坦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