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不妨借这个问题来思考另一个问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来说，伟大的人的什么样的？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伟大的死亡，似乎一直和领袖的革命、演讲乃至著作都有着一种隐秘的深层联系。
正如他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扬，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因为死亡而做的。《为人民服务》是由于张思德烧炭那个煤炭窑塌了牺牲，领袖所做的悼词。
这一天领袖交代，一定要把张思德的尸体拉回来，因为他烧炭的那个地方离延安还有很长距离，冬天的时候把那个尸体再拉过来要费很大的劲，所以当时有人建议就地掩埋。领袖说：张思德是四川人，他没有死在家乡，难道今天我们就让他死在乡野吗？要把他拉回来，要换新衣服，我要亲自讲话。这样，拉回来以后的第二天领袖亲自讲话。据当事人回忆，领袖没拿稿子，《为人民服务》就是当时站在那里的一个即兴发言。
“生以备死”和“以死寓生”成为这篇著名悼词的深刻主题，这就是1944年9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那篇脍炙人口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也是如此。至于《愚公移山》，则是七大的闭幕词。在致闭幕词之前刚刚举行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烈士们致哀的仪式，这个仪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紧跟着致了大会闭幕词。他引用了愚公本人“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样的话。这里也透露出了领袖观念中“死亡”与“伟大”之间的相互关系。
纵观领袖的一生，从早年到晚年，一方面“死神”时时伴随着他；而另一方面，死神又从来不轻意伤害他。
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毛泽东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28岁）以及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19岁）。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是应当能被人们接受的。我们知道，像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大一样。
毛泽东有许多亲人与同志牺牲，这使他有一种幸存者的特别感受。他的第一位妻子及他们的儿子，他的妹妹和两个弟弟在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后相继惨死。1943年他的弟弟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毛泽东从此再也没有同胞骨肉了。因为是他积极地将弟弟引上革命道路并指导其工作，所以毛泽民之死必定在毛泽东心里引起特别强烈的幸存者的负疚感（guilt over survival priority）。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不仅为失去亲人和战友们深感悲痛，而且被亲人战友惨死的方式深深触动。他常常表现出对死亡意象异常敏感，对幸存者的负疚感则尤其敏感。但他并没有被这种感情所左右，而是以所有杰出领袖都会有的方式，运用这种感情去应付生涯中重大的历史危机。①
在毛泽东的生涯中还可以举一些典型的例证。例如，1919年，长沙的一位姑娘为抗拒父母的包办婚姻而自杀身亡。当时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正在长沙编辑一个刊物，深为此事所触动，在13天里写了9篇文章，斥责旧社会束缚个人自由，憧憬将来的“恋爱自由之伟大浪潮”。这种对个人死亡的异常强烈的反应引人注目，而且毛泽东能将其死亡负疚（death guilt）发挥出社会效用，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死亡的积极回应”（active response to death）。这里的“死”既可以 是当下的个体生理性死亡，也可以是指象征性死亡，例如社会混乱与不公等。“对死亡的积极回应”包括两个要素：首先是坦然直面死亡焦虑和死亡负疚；随后便立刻将这些情感直接溶人革命斗争，从而超越这些情感。不必细数毛泽东的巨大成就，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两个要素的结合，极大地助成了他那种振衰起敝、死里求生的天赋（revitalizing talents）。作为农民组织者、军事战 略家、政党领袖、国家首脑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理论家，毛泽东这种死里求生的天赋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道”之永生》罗伯特·J·利夫顿
故而，利夫顿则敏锐地发现，在领袖的思想和行为中“有一个重大的深层特征尚未得到应有的注意，这就是一种生命存在意义上的绝对化倾向（existential absolute）。这一倾向坚持以‘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极端态度去直面死亡’。这一特质是塑造CR精神基调（psychic contours）的最重要因素。
正如，其人在《虽死犹生》创立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幸存者”（Survivor）一般。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与死亡、死者的特殊羁绊，并没有随着革命新秩序与第一共和的建立，而消减。在五十年代末，这种情绪，甚至伴随着内外政局的紧张，而陷入了另一个高峰。
在1959年7月23号，领袖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领袖前一天晚上一连吃了三次安眠药但仍不能入睡。在会场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说了很多在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按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1959年刘思齐夫人在岸英牺牲10周年的时候到朝鲜为亲人扫墓，回国后就大病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1960年1月15日，她突然收到了领袖写来的一封亲笔家书。在信中领袖说：“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 一月十五日。”显然，上述信中的若干段落，话说得很重，其语义已远远超出了 “家书”的限度。
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因为第一共和的建立而觉能够直面、释然于这些伟大的死者，他仍是革命的幸存者。他仍需为革命的过去而辩护，也仍需为革命的未来做出贡献。
故而，在利夫顿《革命的不朽》中写道
在这些回忆中，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永恒的幸存者的感觉——他回忆起他的两个兄弟被杀，他的第一任妻子在革命期间被处决，以及他们的儿子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死亡。 毛泽东评论说，他逃脱了死亡是“奇怪的”，尽管他经常为此做好准备，“死亡似乎并不想要他。他描述了几次狭窄的逃生，他毫发无损，其中一次他“被另一名士兵的鲜血溅满了”。
毛泽东似乎在告诉我们，他的死既是迫在眉睫的，也是早就应的。他认为引人注目的不是那么多的家庭成员和革命同志（这两类人几乎密不可分）在他身边死去，而是他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幸免于难。我们认识到幸存者典型的内疚需求，将自己的继续生活与他人的死亡进行对比。
因为毛泽东无疑是杰出的幸存者，是革命生存史诗般的故事的英雄，即1934-1935年的长征，据信，在长征中，超过80%的原始群体在六英里的长途跋涉中丧生，以便其余的人 - 以及革命本身 - 可以活着。为了超越他的内疚，幸存者必须能够使他所经历的死亡沉浸感变得有意义——在毛泽东的案例中，他做了很多工作。这种幸存者公式是双向的：为过去辩护和为未来做出贡献。
因此，对于一个像毛泽东这样地位的人来说——与他的年龄和特殊的承诺——肯定一种不朽的感觉变得至关重要。压倒性的威胁与其说是死亡本身，不如说是暗示他的“革命作品”不会持久。
我们感受到他表面上平静背后的激情，因为他在同一次采访中继续描述未来的“两种可能性”：第一，“革命继续向共产主义发展”;第二，“青年可以否定革命，表现不佳：与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带回大陆，站在留在国内的一小部分反革命分子一边。第一个是连续生命的形象；第二个是死亡和灭绝，是不朽受损。他说了什么1 下一句——“他当然不希望反革命。但未来的事件将由后代决定......“——出乎意料地鲜明地暗示了消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远不能确定他的革命作品的命运，关于他自己生命的辩护。
下一章，THE DEATH OF THE REVOLUTION，革命的死亡
毛泽东的终极恐惧--笼罩着他的灭亡形象--是革命的死亡。当他谈到年轻人可能 "表现不佳 "时，他最担心的是不朽的革命遗产被浪费。正如他在同一次采访中对斯诺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在20岁以下的人从未打过仗，从未见过帝国主义或已知的资本主义掌权"。他担心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太软弱，而是他们可能无法分享和延续创造革命的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是建立在他和他那一代人的具体经验之上的，正如他在谈到年轻人时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旧社会一无所知。父母可以告诉他们，但听说历史和阅读书籍与亲身经历历史是两回事"。也就是说，神圣的东西--革命--在这种不知情的人手中可能被滥用、被忽视、被允许消亡。
对革命者来说，这种 "历史性的死亡 "可能代表着 "世界的终结"，一种最终的变形和去符号化。实际上, 这两种形式的死亡焦虑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革命被消灭, 垂死的革命者除了自我的彻底消亡, 什么也不能设想。
所以，在领袖晚年，在他想到死亡的时候，总能说很多的话。
在他晚年，曾反复吟咏刘禹锡的词，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个船要沉了，那个破船在那儿放着，但是别的船照样走；老树死了，新树还会出来。所以他对死亡是不惧怕的。他是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的，但他放心不下，无法继续保卫那个不朽的革命，那些伟大死者。
恰如他，与王卓超谈话时说的第一句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 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