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集中往往是腐败的根源，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正统历史总是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称为明君，但是不管他们做的好不好仍然是他们的家天下而不是公天下，守住你家的家本不是你作为家主的义务么。

总之我不会认为政治人物或者封建王朝的领头者伟大，伟大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创造了那么璀璨的人类文明，难道不伟大么。

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共和的孙中山，建立民主制度的蒋经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贡献最大。

永远不要把手握权力的人神化。

我们需要伟大的法律

伟大的法律

伟大的法律

不需要伟大的人

以前萨达姆在伊拉克很伟大，卡扎菲在利比亚很伟大，朝鲜的领导人在朝鲜也很伟大，斯大林在苏联很伟大

而韩国的领导人就不伟大，日本的领导就不伟大，美国的领导人也不伟大

限于中国，蒋经国，懂的都懂。

邓小平

我太奶奶死之前一直说，什么时候可以自吃自烧，自盛自勺。

邓做到了这一点，让老百姓能用自己的锅吃自己的饭。这才叫吃上饱饭，自己连吃饭的家伙都在别人手里算什么吃上饱饭。

大学毕业我还亲自扶贫过一年，发现家家户户新稻米都已经吃不完了，有的干脆不种稻谷种棉花，多挣点钱买米吃。我才发现饥饿已经离开我们好久。

还是那句话，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谈所谓的站起来，行将饿死的人都是趴着的。那些大谈宏大叙事的人根本没见过饿死人什么样，也没种过地，当然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他们就关心那点能让他们觉得优越的东西。

如果一个时代出现了一个伟人，那么这个时代的人民是悲哀的

他接过的是一个手扶铁犁的农业国。

等他死时，他的祖国，已经拥有原子弹！

他就是金正日大元帅。

────补充────

评论竟然有人说“两条都对不上”？！

只能说：你不了解朝鲜而妄下论断。

诚然，前期在经互会帮助下，朝鲜像是工业化了。但在苏联对阿富汗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后，朝鲜日子确实是一天不如天。

等经互会崩溃、苏联解体，没了低价石油和强卖市场，可不就手扶铁犁的农业国。

而大元帅在1994年才上台，真没享受到过工业国的滋味啊。若非2006年搞核试验，2010年实战化原子弹，我可怜的朝鲜人民早被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奴役了。

什么，你说元帅的1994～2004有饥荒？

可恶啊，你这是不了解前因后果！

美国的走狗联合安理会2006年通过了超时空制裁法案，让我们伟大的领袖在1994年国际市场买不到粮食，我们能怎么办！？

伟大的战士，可不是永远的苍蝇能诋毁的！

本意是好的，过程结果管它干什么！

敌人越是反对，我们越是要敌人的援助粮！

刚毕业时，曾经在外企做项目，当时的外企聚集了国内大量的精英，为我们电脑系统服务的是一位复旦计算机男硕士，比较熟悉。某日，忽闻邓公逝世，大家遗憾不已，本人正在大阳台惆怅，惊见该硕士生躲在一个角落里嚎啕大哭，急问缘由，他说:我黑五类出生，如非邓公，绝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和幸福生活，邓公与我恩同再造。 在那个年代，与他类似境遇的知识精英，何止千百万……

邓公并非十全完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比如较之A初三杰），但凭其开启改革开放，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恢复高考，提升经济，改善民生，实行平等、自由……，在中国历史上足可堪称千古一人，甚至5000年第一人。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个人无论多么无耻残暴，只要他曾经当过权，当过头子，那些可怕的缺陷就会变成优点，各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也会被一笔抹杀。

有这种传统，很多坏透了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犯下滔天罪行，反正他的权势就是他的辩护词。

蒋经国，以独裁结束独裁，历史上绝无仅有。其功业，其伟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觉得是我，没有我这个世界算个屁

华盛顿…可以独裁专制，但他放弃，选择民主。

蒋经国先生把独裁变为民主，5000年仅有的伟人。

人类历史上没有最伟大的某个人，任何把某个人或某个社群吹嘘为最伟大的行动，不过是狂热的教徒叩拜教主的仪式，以粉饰独夫凌驾于民众之上行思想控制、剥削压迫的事实罢了。

因为，时间早已给出了答案——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是无数人，无数双手，无数头脑，无数心灵。是劳动的手，思考的头脑，和不屈的心灵。

卧槽，这个问题居然有好几个人回答蒋经国，这我是真万万没想到的，是台湾的网军吗？

看看评论区这班牛鬼蛇神，可以把原回答的“吗”字去掉了

都在向往古代帝王，都不明白什么是独裁专制。

没有几个人了解孟德斯鸠，更不懂什么叫路西法效应，就更别说什么叫真正的民选体制了。

许多人甚至认为俄罗斯那种选举就叫选举了。

一个国家知乎这样的平台都对现代文明如此无知，真是莫大的讽刺。

华人里 李光耀，蒋经国，邓小平

其实我们不妨借这个问题来思考另一个问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来说，伟大的人的什么样的？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伟大的死亡，似乎一直和领袖的革命、演讲乃至著作都有着一种隐秘的深层联系。

正如他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扬，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因为死亡而做的。《为人民服务》是由于张思德烧炭那个煤炭窑塌了牺牲，领袖所做的悼词。

这一天领袖交代，一定要把张思德的尸体拉回来，因为他烧炭的那个地方离延安还有很长距离，冬天的时候把那个尸体再拉过来要费很大的劲，所以当时有人建议就地掩埋。领袖说：张思德是四川人，他没有死在家乡，难道今天我们就让他死在乡野吗？要把他拉回来，要换新衣服，我要亲自讲话。这样，拉回来以后的第二天领袖亲自讲话。据当事人回忆，领袖没拿稿子，《为人民服务》就是当时站在那里的一个即兴发言。

“生以备死”和“以死寓生”成为这篇著名悼词的深刻主题，这就是1944年9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那篇脍炙人口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也是如此。至于《愚公移山》，则是七大的闭幕词。在致闭幕词之前刚刚举行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烈士们致哀的仪式，这个仪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紧跟着致了大会闭幕词。他引用了愚公本人“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样的话。这里也透露出了领袖观念中“死亡”与“伟大”之间的相互关系。

纵观领袖的一生，从早年到晚年，一方面“死神”时时伴随着他；而另一方面，死神又从来不轻意伤害他。

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毛泽东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28岁）以及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19岁）。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是应当能被人们接受的。我们知道，像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大一样。

毛泽东有许多亲人与同志牺牲，这使他有一种幸存者的特别感受。他的第一位妻子及他们的儿子，他的妹妹和两个弟弟在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后相继惨死。1943年他的弟弟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毛泽东从此再也没有同胞骨肉了。因为是他积极地将弟弟引上革命道路并指导其工作，所以毛泽民之死必定在毛泽东心里引起特别强烈的幸存者的负疚感（guilt over survival priority）。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不仅为失去亲人和战友们深感悲痛，而且被亲人战友惨死的方式深深触动。他常常表现出对死亡意象异常敏感，对幸存者的负疚感则尤其敏感。但他并没有被这种感情所左右，而是以所有杰出领袖都会有的方式，运用这种感情去应付生涯中重大的历史危机。①
在毛泽东的生涯中还可以举一些典型的例证。例如，1919年，长沙的一位姑娘为抗拒父母的包办婚姻而自杀身亡。当时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正在长沙编辑一个刊物，深为此事所触动，在13天里写了9篇文章，斥责旧社会束缚个人自由，憧憬将来的“恋爱自由之伟大浪潮”。这种对个人死亡的异常强烈的反应引人注目，而且毛泽东能将其死亡负疚（death guilt）发挥出社会效用，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死亡的积极回应”（active response to death）。这里的“死”既可以 是当下的个体生理性死亡，也可以是指象征性死亡，例如社会混乱与不公等。“对死亡的积极回应”包括两个要素：首先是坦然直面死亡焦虑和死亡负疚；随后便立刻将这些情感直接溶人革命斗争，从而超越这些情感。不必细数毛泽东的巨大成就，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两个要素的结合，极大地助成了他那种振衰起敝、死里求生的天赋（revitalizing talents）。作为农民组织者、军事战 略家、政党领袖、国家首脑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理论家，毛泽东这种死里求生的天赋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道”之永生》罗伯特·J·利夫顿

故而，利夫顿则敏锐地发现，在领袖的思想和行为中“有一个重大的深层特征尚未得到应有的注意，这就是一种生命存在意义上的绝对化倾向（existential absolute）。这一倾向坚持以‘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极端态度去直面死亡’。这一特质是塑造CR精神基调（psychic contours）的最重要因素。

正如，其人在《虽死犹生》创立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幸存者”（Survivor）一般。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与死亡、死者的特殊羁绊，并没有随着革命新秩序与第一共和的建立，而消减。在五十年代末，这种情绪，甚至伴随着内外政局的紧张，而陷入了另一个高峰。

在1959年7月23号，领袖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领袖前一天晚上一连吃了三次安眠药但仍不能入睡。在会场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说了很多在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按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1959年刘思齐夫人在岸英牺牲10周年的时候到朝鲜为亲人扫墓，回国后就大病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1960年1月15日，她突然收到了领袖写来的一封亲笔家书。在信中领袖说：“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 一月十五日。”显然，上述信中的若干段落，话说得很重，其语义已远远超出了 “家书”的限度。

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因为第一共和的建立而觉能够直面、释然于这些伟大的死者，他仍是革命的幸存者。他仍需为革命的过去而辩护，也仍需为革命的未来做出贡献。

故而，在利夫顿《革命的不朽》中写道

在这些回忆中，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永恒的幸存者的感觉——他回忆起他的两个兄弟被杀，他的第一任妻子在革命期间被处决，以及他们的儿子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死亡。 毛泽东评论说，他逃脱了死亡是“奇怪的”，尽管他经常为此做好准备，“死亡似乎并不想要他。他描述了几次狭窄的逃生，他毫发无损，其中一次他“被另一名士兵的鲜血溅满了”。
毛泽东似乎在告诉我们，他的死既是迫在眉睫的，也是早就应的。他认为引人注目的不是那么多的家庭成员和革命同志（这两类人几乎密不可分）在他身边死去，而是他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幸免于难。我们认识到幸存者典型的内疚需求，将自己的继续生活与他人的死亡进行对比。
因为毛泽东无疑是杰出的幸存者，是革命生存史诗般的故事的英雄，即1934-1935年的长征，据信，在长征中，超过80%的原始群体在六英里的长途跋涉中丧生，以便其余的人 - 以及革命本身 - 可以活着。为了超越他的内疚，幸存者必须能够使他所经历的死亡沉浸感变得有意义——在毛泽东的案例中，他做了很多工作。这种幸存者公式是双向的：为过去辩护和为未来做出贡献。
因此，对于一个像毛泽东这样地位的人来说——与他的年龄和特殊的承诺——肯定一种不朽的感觉变得至关重要。压倒性的威胁与其说是死亡本身，不如说是暗示他的“革命作品”不会持久。
我们感受到他表面上平静背后的激情，因为他在同一次采访中继续描述未来的“两种可能性”：第一，“革命继续向共产主义发展”;第二，“青年可以否定革命，表现不佳：与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带回大陆，站在留在国内的一小部分反革命分子一边。第一个是连续生命的形象；第二个是死亡和灭绝，是不朽受损。他说了什么1 下一句——“他当然不希望反革命。但未来的事件将由后代决定......“——出乎意料地鲜明地暗示了消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远不能确定他的革命作品的命运，关于他自己生命的辩护。

下一章，THE DEATH OF THE REVOLUTION，革命的死亡

毛泽东的终极恐惧--笼罩着他的灭亡形象--是革命的死亡。当他谈到年轻人可能 "表现不佳 "时，他最担心的是不朽的革命遗产被浪费。正如他在同一次采访中对斯诺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在20岁以下的人从未打过仗，从未见过帝国主义或已知的资本主义掌权"。他担心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太软弱，而是他们可能无法分享和延续创造革命的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是建立在他和他那一代人的具体经验之上的，正如他在谈到年轻人时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旧社会一无所知。父母可以告诉他们，但听说历史和阅读书籍与亲身经历历史是两回事"。也就是说，神圣的东西--革命--在这种不知情的人手中可能被滥用、被忽视、被允许消亡。
对革命者来说，这种 "历史性的死亡 "可能代表着 "世界的终结"，一种最终的变形和去符号化。实际上, 这两种形式的死亡焦虑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革命被消灭, 垂死的革命者除了自我的彻底消亡, 什么也不能设想。

所以，在领袖晚年，在他想到死亡的时候，总能说很多的话。

在他晚年，曾反复吟咏刘禹锡的词，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个船要沉了，那个破船在那儿放着，但是别的船照样走；老树死了，新树还会出来。所以他对死亡是不惧怕的。他是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的，但他放心不下，无法继续保卫那个不朽的革命，那些伟大死者。

恰如他，与王卓超谈话时说的第一句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 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毫无疑问是邓小平

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务实”，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务实，而不是天天脱离现实谈一些抽象的理想。

邓公一上来就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在他的指示下外交部作出了报告，“从全球战略考虑，必须要甩掉这个又臭又硬的茅坑的石头”，随后终止所有援助，阿尔巴尼亚果然露出真面目，不断指责谩骂中国，中阿关系宣告决裂。

随后邓公又毅然决然对越南反击，把此前的援助“全部打包带走”，带不走的就地销毁。

邓公还裁撤了许多对第三世界无偿援助的项目，并且大力调整了对外援助政策，强调“发展共赢，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不再是我们单方面的给钱给粮食。

同时邓公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务实外交，他去了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美国等等，去多地考察，看看它们的发展情况和方法，借鉴发展经验。

邓小平的务实见微知著，日本前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回忆邓小平1978年访日时说：“那是在邓小平参观了日本的精密仪器、自动化设备等先进生产技术后，有人问对日本的哪些方面感兴趣时，邓小平先生说，‘不知日本有没有不释放一氧化碳的蜂窝煤，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生产技术’。”这个回答让中江要介一直难以忘怀，他说，邓小平能够把如此具体而又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事情记在心里，非常令人敬佩。

孙中山:驱除鞑虏、推翻帝制

邓小平:改革开放，让大陆人民过上好日子

蒋经国:主动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利，让台湾人民过上好日子

邓小平。

让中国人几千年来第一次都吃上饱饭，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有吃好饭的权力。

喜欢宏大叙事的人看着可能没感觉，但这个最实在。要说开疆拓土，驱除鞑虏，封狼居胥，统一中国之类的丰功伟绩，这种所谓的“明君”历史上一抓一大把。

但是让全部中国人都能吃饱饭，这是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等等历代君主治下都达不到的水平。

民以食为天，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衣食住行，而不是什么丰功伟绩。在追求民主的现代社会，民众的生活水平更是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至关重要的一个标志。

毛泽东吧 他也是除了你自己唯一一个把中国人当人的人。至于其他人不要看他们怎么说要看他们怎么做。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盛产伪君子。历史了解的越多对社会认识的越深刻。就越佩服他。至于黑白论哪位他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毕竟中美建交就已经在为改革开放做铺垫。还有就是好多人迫不及待等着吃肉呢！我想问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跑哪里了？近20年房地产经济的财富跑哪里了？发展都是需要代价的，中国发展的代价是什么呢？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

中山先生，驱逐鞑虏，结束封建，走向民主

经国先生，以专制结束专制，走向更文明。

我曾经试想过很多可能被1450刷屏的人，可万万没想到居然刷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