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印度的交流其实也非常频繁的，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僧侣屡次访华。
尽管中国的记录几乎总是将明清两朝的印度教僧人描述成佛教僧侣。
印度僧人萨哈赞什利萨哈拶释哩，又称班智达，元末从克什米尔来到中国，在中国学习密宗，前往了著名的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他受到朱元璋的庇护，1381 年去世后，他的遗体被安葬于西天寺。
他的事迹详见杜常顺先生著《明朝公廷与佛教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版，第129-131页。
永乐十二年（1414年），尼泊尔高僧五明板的达室利沙（实哩沙哩卜得罗）来朝，“永乐甲午（十二年）入中国。谒文皇帝于奉天殿。应对称旨。命居海印寺。”
详见林梅村作《野墅平林图》考，《文物》2010年12期
甚至到了晚明，明朝文人依然有记录印度僧人在华的活动。
如万历年间进士陶望龄（1562年-1609年），在他的《歇菴集》中就记录了一个叫左吉古鲁来自迦毗罗卫国的印度僧人。
迦毗罗卫国是古印度中部在中国文化中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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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吉自其国东南行三万八千余里，经十五寒暑，达于蜀，居峨眉一岁，习华言勉通晓，自蜀抵京师，慈圣以左吉远人，赐廪万寿寺、给紫衣、居三年、南游金陵、万历乙巳冬十一月至越。
无独有偶，万历年间书法家娄坚（1553年-1631年）在他的《学古绪言》中也记录了这个人:
刹者，左吉师瓶锡至吴，获接，惜其为汉音不甚了，无因而得其详也
另一个进士袁中道（1570年—1626年）在他的《游居柿录》中记录了以下场景:
步至青莲庵、遇大西天僧、能汉语、自本国至中国、途程凡八年、曾入京、以慈圣太后所赐千佛衣、及金襕袈裟出观。
陈克绳在其《西语遗文西域遗闻》中认为大西天应指印度。
清代的《松筠岁府纪略绥服纪略》也持此观点。
嘉靖年间，明代文学家汪道昆也遇见了疑似印度的僧人:
西来比丘具佛子相，绣头环耳，深目棱眉，不袷不襦，不冠不履，其名曰诺曩㘑纥哩，其国曰迦毗罗，其居曰韦䭾庵其师曰庚迦哈哩、是行也、随喜东方国土、纵观大地山河、爰及九年、始通三蜀、由此遨游诸夏、仰仰两都、诸佛地、则瓦屋、雾中、普陀、五台、峨眉、伏牛、九华、诸名山、则云华、云台、岱岳、衡岳、庐岳、玄岳、白岳、顷谒肇林精舍、会逢大士生辰、言语仅通、机缘偶合、叩之、则再稽腊法、将反化城、曩忽亡繻、兹求援节、庶资利涉。
甚至到了天启年间，依然有记录，《明实录》中就有这么一段:
廵视南城御史王时英盘获番僧于广宁门外十方庵、头结黄发、面目异甞、语若鸟声、字如蛇迹、随后验察、随身番经文献叶、原领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批文一纸、内称大西天罗汉嘪哈喎、游愿汉地名山道院寺观等语、踪迹可异、袭奴酋得计、全在奸细、乞勑法司译审，刑部移文礼部取译字生译审，批文可据，又上荆南道挂号，分守川西道查验各印信关防，又蕳出西天馆本内番字真名经一卷、与本番认识、本番即踊跃捧诵、法司审实系西番非东夷也
亚洲学家Tsongol B. Natsagdorj 还发现了印度僧侣在明朝末年出现在了喀尔喀蒙古和满洲地区的证据。
详见Tsongol B. Natsagdorj，“Халхын анхдугаар Жавзандамба хутагтын намтарт холбогдох хоёр азарын тухай”，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11 (2 019）：29-52。
清朝官员张鹏翮在其《奉使倭罗斯日记》中也在满洲见到了印度人:
[康熙27年6月]二十七日…遇番僧数人，面目类罗汉而身骨俱软，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跏趺似罗汉状。内一僧能华语，自言系大西天人，求活佛于中国，遍游普陀，五台，峨嵋诸名山，不见有佛。闻打赖喇嘛麻似之，及往见而知其非也。又闻外国有金丹喇麻是佛，涉穷荒往视之，又非也。值额诺德兵乱，抢去行李，散失同伴，仅存残喘耳。张子谓之曰：尔舍生死游遍中外求活佛而不得，究竟信得天下佛果有耶？无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无矣。张子曰：既知其无，盖返而求心可耳。鹿鹿奔走，胡为哉。僧唯唯。从者报，道上有大石，猿番字如拳，呼僧视之，不能识。
而这种种都表明，有明一代陆上丝绸之路依然繁荣，其标志就是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
比如安多塔尔寺的建立（1588 年）帮助将西藏的寺院与蒙古北部第一座寺院额尔德尼居寺（建于 1585 年）连接起来。
而古代社会的交流也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封闭。
（完）
发布于 2023-09-14 10:10・IP 属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