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铜仁钕，我恰好因为写小说的原因了解过相关内容。
比较遗憾的一点在于，Е. С. Сенявская的《Психология войны в XX ве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России》并没有列出二战苏军战后精神创伤的统计数据。这本书更多地专注于军事心理学的研究，其研究时期并不仅仅局限于二战。
在本书的第四章《Глава IV ПРОБЛЕМА ВЫХОДА ИЗ ВОЙНЫ - Психология комбатантов и посттравмат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讨论了战后的军人精神创伤问题，也就是我们最常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посттравмат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
早在20世纪初，俄国军事心理学家就对战争对于心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Р. К. Дрейлинг指出：“……强烈的印象或长期处于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对一些战士的心理造成剧烈的扭曲，以至于他们的精神抵抗力无法承受这些刺激，他们不再是战士，而是精神病医疗机构中的病人。”“……例如，1904至1905 年的日俄战争期间，经哈尔滨市精神病医院收治的无外伤的精神错乱者约有3000人……”
与此同时，日俄战争期间，因精神障碍造成的人员损失平均为每千人2至3例，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比率已上升至每千人6至10例。
在整个20世纪，每次所爆发新的武装冲突中，军事人员罹患心理疾病的概率都有增加的趋势。 根据美国科学家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加了300%。 此外，因精神障碍退伍的总人数超过了补充的人数。
据国外专家估计，在所有直接参与战争行动的士兵中，有38%的士兵患有各种精神障碍。
仅在美国军队中，就有50.4万名军人因此而无法参于战斗。约有140万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导致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参加战斗。 在朝鲜和越南的局部战争中，美国陆军的心理损失（психогенные потери，即因为心理疾病而无法参与战斗）占直接参与战争行动人数的24%至28%。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在公开资料中找到类似的与俄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损失相关的数据：即使是高度专业化的军事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出版物，也只是参考国外的心理学同行对于其他国家军队进行研究后获得的统计数据。
这一现象的出现涉及到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1917年以后，所有与道德和心理领域有关的问题都被当局极端意识形态化了。与此同时，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实际上被忽视了，所有与红军以及随后的苏联军队相关的道德和心理状态问题都不再由军事专家的负责； 另一方面，苏联军医仍旧在这一领域进行着临床实践的研究，但他们收集的数据通常都是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专家才能获得这些数据， 而绝大多数的心理研究人员时至今日仍然无法接触到这些数据。
最初，国外学者同样很少涉足军事精神病理学这一特殊的领域，直到20世纪中叶，与此相关的研究才逐渐发展起来。 因为军人心理问题开始在现代战争中大规模显现，而技术因素的不断增长对人类的心理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以美国陆军为例，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在越南战争期间开始起步，直至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军事精神病理学才获得了积极广泛的研究，当时，心理学家首次提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概念。
此外，心理学这门科学的发展水平可能也对军事精神病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直到20世纪下半叶，心理学才获得了长足且深入的发展。
至于俄军心理疾病的趋势，根据笔者在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临床精神病学领域的主要专家会诊时从军医专家处得到的评估，俄军总体情况与全球其他国家军队的情况基本相似。
此外，这一情况还受到与我国艰难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相关的现代细节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社会价值观的危机、军队的困境反映了总体危机形势、由于多种因素，包括军官在内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日常生活的混乱，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犯罪情况（包括部队中的犯罪情况）等能引发心理创伤效应的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人员精神障碍数量的增加，这一现象在战争的情况下尤其明显。
因此，根据国内专门研究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期间卫生损失的比率和结构的权威军事精神病学家的说法：“最近，精神状况的损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罹患边缘性障碍（расстройств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уровня）的病人数量增加了。”
战争所致的持久性创伤不仅影响军人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平衡、世界观、价值取向的稳定性等，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会因为战争发生显着的扭曲。
军医提供的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卡拉巴赫、阿布哈兹、塔吉克斯坦、车臣等局部战争的应征入伍军人的精神病理结构中，心理障碍占比达到70%，对于军官和准尉而言，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一些。 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首席精神病学家 В. В. Нечипоренко的说法，经历过这些武装冲突的军人中，有 15-20% 的人员患有因压力而引起的“慢性创伤后病症（хронические посттравматические состояния）”。
……
В. Кондратьева认为，与其说“迷失的一代（потерянное поколение）”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如说这是一种心理甚至生理现象，它具备了所有战争结束之后会显现出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那种大规模的、长期的战争。
“长达四年的战争将一个人所拥有的体力和精神力量全部耗尽，这是一种‘死亡近在咫尺’的生活。 疲劳、冷漠、痛苦、崩溃……这些消极身体状态自然而然地在人们身上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显现出来的 —— 就好比虽然在努力地工作，但经济却开始了衰退，而战争亦是如此……处于前线的士兵比其他人更加短命，且死于伤病的概率也会更高：战争无情地摧毁了他们，即使它曾经给予他们喘息的机会。 总有一天，这一苦痛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任何一场战争之后，残疾人、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或是失去栖身之所的人们，都会经历一场异常剧烈的心理剧变。在卫国战争之后，这一情况表现得尤为强烈，因为国家并不太关心其那些奉献自我去捍卫了它的人们 —— 这些人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却变得‘毫无用处’。”
最后分享一些与题目无关的个人向摘抄：
早在19世纪下半叶，军队招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使得普通的士兵“更加地接近”平民。 对于俄罗斯而言，征兵制度由志愿入伍向义务服役的演变， 其积极的一面是增强了国家的动员潜力，因为很大一部分男性人口因此接受了军事训练。
考虑到本世纪初大多数新兵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这种制度的消极一面在于服役积极性低，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训练有素的战士，尤其是士官，而这也是困扰了俄罗斯军队几十年的一个长期问题。
由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改变了征兵制度，20世纪的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乃至世界大战，本质上都是身着军服的平民之间的厮杀。这样的军队与职业军队有着明显不同的心理状态。对于那些因为雇佣制度或是在招募的基础上自愿成为职业军人的人而言，服兵役是一项事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与之相较，义务服役的平民士兵，不仅获得了与服役和作战相关的技能，还获得了与他们长期沉浸的民间社会的价值观、态度、道德和法律规范截然相反的特殊体验 —— 他们可以“合法且专业地在战场上取人性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者В. Арамилева表示：“在战壕中，人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会发生部分甚至根本性的改变。”
亲身经历，或是亲眼目睹战争的景观，比如战争所带来的艰辛日常、前线生活、受害者、与敌人的战斗等最直接的个人经历，会让一个人的战争观念变得更为具体。在此期间，抽象的爱国思想虽然会持续地存在着，但会越来越被退居幕后，尤其是在亲历者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究竟有什么意义的时候。
在和平时期，一个人的心理的所有基本要素都是在和平时期形成的，而战争只会以最大的确定性去揭示这些要素，并强调与战时条件相关的某些特定的品质。 同时，战时的特殊条件也会给人带来新的品质，这些特殊品质很少在和平的环境中出现，但却能于最短的时间在战争时期中被塑造出来。
在战争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一个人不仅会展现出好的人性，也会展现出坏的人性，这些品质在人的身上可以延伸出截然不同的含义：例如软弱胆怯这样的性格，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生活中，可能会让人在社交中表现出让步的行为，然而在战争时期，这一性格可能演变为懦弱和背叛。
在战争当中，人们的积极和消极品质会以一种夸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人们根据不同的、高估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行为，而这种道德标准又是由战争时期的特殊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与此同时，战斗情境是许多心理病理反应的催化剂，这是“边缘情境”常常对人类的心理提出过高要求的结果。 苏联军事心理学家М. П. Коробейников指出：“危险的情况会对心理造成十分强烈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士兵的心理和行为发生急剧的病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类型的“战士”是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形成的，即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难以回归平静的日常生活，而是不断地回味自己在战争时期经历的各种极端情况，并试图尽一切可能让这种极端情况在自己的生活中复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一战老兵、德国著名作家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的世界观， 荣格所著的前线散文，其风格与精神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截然相反。 荣格的作品歌颂了战争的浪漫、英雄之旅的开始、一个人如何面对道德所致的巨大压力并克服困难。 他认为战争是人类生活最自然的表现，只有战争才能给人民带来复兴，没有战争，停滞和堕落就会开始盛行。 一个人只有在战争那样的军事条件下，才能展现出自己的真正本质，在“刀锋之舞”中，生死存亡之际，向世人展示自己。
生命形式的多样性被简化为单一的意义：挣扎、不断的冒险、在死亡边缘保持平衡 —— 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与此同时，人的生命不再具有价值，亦失去其具有的所有意义：在战争中，控制人的不是头脑，而是深层的“原始”本能 —— 渴望闻到、尝到血的味道，渴望参与战斗，并寻找自己的同类。
“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荣格写道，“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这项工作。”
他将战争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恐怖、痛苦和罪行解释为一次冒险，是对人类品质的最高考验。 此外，荣格认为，战争本身就是任何行动的理由。 这些观点完美地刻画了雇佣兵等寻求刺激者的心理特征，即最极端的“职业战士”。
在面临致命危险的时刻，一个人的自我保护本能会觉醒，这种本能会引起一种自然的恐惧感，然而，在战争当中，这种战斗中的危机时刻时常会出现，士兵不仅需要克服这种来自本能的恐惧，为了不让他人察觉到这些负面情绪，士兵还需要保持外在的平静，因为那些源自内心的颤抖会让自身的恐惧展露无遗。 实际上，战争对所有投身于战斗的士兵们提出了违背自我保护本能的要求，鼓励他们做出违背自然情感的行为。
有时，恐惧会导致人麻木，失去自制力，引发不当行为， 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反而迫使人们调动意志的力量去奋勇作战。 “有一种恐惧会完全麻痹一个人的意志，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恐惧：它揭示了你以前没有想象过的力量与可能性。”
问题不在于一个士兵是否在战斗中经历过恐惧情绪，而在于他所获得的是恐惧所带来的消极或是积极的情绪。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迫切地需要危险所带来的刺激感，他们追逐这种刺激并为之奋战，他们在与危险的斗争中寻获人生最大的乐趣。
Б. М. Теплов将军人区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那些在战斗中经历恐惧并且被迫克服恐惧的人，他们不会主动去追求战斗； 第二类人则相反，他们不断追逐着战斗并从中体验“战斗所带来的乐趣”，这类人的心理状态特点是他们已经克服了对于战斗的恐惧，他们会因为战斗而获得兴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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