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辜朝明，就是那个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辜朝明。
在大衰退年代里面，辜朝明提及了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阶段一，人口红利时代，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人口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相对于资本，绝对过剩。因此，劳动的议价能力极低，且长时间保持稳定，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被资本拿走。
阶段二，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转弱，劳动的议价能力相对增强，资本能够适当向劳动让利，从而劳工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劳工福利提高。
阶段三，后发国家追赶和产业转移，随着后发国家追赶，大量产业转移到劳动洼地，从而使得对外投资增长，对内投资减少。劳动环境再度恶化，工人福利下降，失业增加。
以上分析，对照中国的情形。
阶段一，基本吻合，在很长时间里，底层工人基本没有什么福利提升。仅有的福利提升，基本上是由于工业品的扩大生产，公共基建扩展，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增长。可以用上廉价的水电气，可以用上廉价的家电家具，可以享受廉价的娱乐。但是，在个人福利，恩格尔系数，教育医疗养老服务方面，底层工人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从阶段二，就不大吻合了。人口红利的问题，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大概在12年，13年为大众关注。但是，拐点之后，劳动工资并没有大幅上涨，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并不匹配。尤其是在15年后，房地产刺激，事实上使得广大普通居民，背负上沉重的房贷，房贷利息，高昂房价，直接抵消了工资上涨的购买力。
到当下，也不符合阶段三预测。
原因大概还是在于，虽然相对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的绝对的劳动力，仍然太多。
所以，一方面，导致劳动工资上涨及其有限，一方面也导致资本转移，产业转移的步伐较慢；当然，在技术方面，也存在原因，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没有日本当年的产品竞争力强。也就是说，中国变革突破所处于的技术周期与日本的经济增长的技术周期不同。中国的技术周期，仍然是信息化周期中，而日本当时，正是从电气化向信息化转型节点。
对外，中国在高端产业链的突破不够，对外的高端产品输出有限，由此获得的海外红利有限。对内，中国的人口劳动力绝对量仍然庞大，且整体福利水平较低，所以仍然依赖于中低端产品的大量输出。
针对高端产业，美国为首的压制策略是依赖专利和技术封锁。针对中低端产业，压制策略是进行贸易管制，贸易针对。
所以，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也远比日本当年更恶劣。
美日之间，还可以进行广场协议，所协议的，也更多是针对汇率调整，是属于价格调整。
而中美之间，协议难度大，在多个方面存在极大冲突。
以上，还是解释为什么刘易斯拐点后，劳工福利增长的第二阶段遥遥无期。
高端产品突破不够，所以上层无法利用海外劳动红利，以提高本国劳工福利，无法采取高福利路径。还需要积累资本，向高端产业技术进行突破。因为还有积累资本的需求，所以贫富差距，经济激励，就仍然较大。
中低端产品贸易遭受遏制，所以产品输出受阻，从而导致劳动需求下降。这个过程，更是叠加了自身在房地产和城投债的风险；进一步导致失业增长。
尽管如此，政策方面，仍然应当对中国经济保持信心，仍然应当适当的提高劳动者的福利。
无论如何，毕竟汽车在出海，毕竟基建在出海，资本的积累没有中断，海外的贸易也仍然有力展开。经济并没有真的陷入到僵局死水。适度的提高最低工资，适度的提高失业救济，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