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西方近代的航海术、火器与工艺改进，源头可追溯至东方文献，而这些文献又大量汇集于《永乐大典》，那么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就浮现出来：
明初所掌握的，来自前朝的文明高度，远超后世想象。
宋代以来，欧亚之间的海上与陆上交流高度发达，商人、僧侣、工匠、航海者在东亚、东南亚与西洋之间持续往返。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船舶结构不断改进，火器、冶铁、航海等技术快速发展。
进入元代，这种进步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因帝国疆域的空前辽阔而被制度化，驿站体系、跨区域商路进一步促进了亚欧大陆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如“阿拉伯数字”“火药西传”等。
然而到了明朝，由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统治者过度追求“稳定不变”的统治体系，朝廷严格禁止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要求“片板不得下海”。
为了配合这一禁令，朱棣以编纂《永乐大典》为名，下令收集天下图书。表面上看，不同于后世满清的明言删禁，明朝对收录的文献更加宽容，但收集成书后，即束之高阁，不刊印、不补抄、不外借、不开放查阅，其结果是以保存之名，行湮灭之实，使先进的知识变为皇家专属。就像秦始皇收天下之兵铸十二金人，明成祖收天下之书编《永乐大典》，目的是绝天下读书种子，使民间再无手段可以反抗朝廷。
与此同时，原本通过民间、海外流传出去的宋元技术，却在异域被不断整理、改进、应用。于是原本记录在《永乐大典》中的知识，在本土失传，却在海外延续。
到了明末，由于长期不被借阅使用，连保存在朝廷的知识和技术也已经遗失。当国家需要依靠海运、火器与工艺对抗危局时，却发现再也没有可查之书，再也没有可用之人，面对野蛮落后的满清大军，也只有剃发求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