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问题。
这里牵扯到“中华秩序”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同。
什么是中华秩序？
首先，中国人所说的“王朝”≠西方人意义上的“dynasty”。中国人的王朝，都是通过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每一个王朝的统治者，从一开始都是类似于“僭主”的身份，通过武力打天下。而西方人的王朝，他的更迭则是通过“绝嗣”完成的。
例如说英国的每一个王朝，都是绝嗣的产物。例如说都铎王朝绝嗣，就变成了斯图亚特王朝。每一个家族之间，内在地都有血缘关系。而中国王朝之间，是不存在血缘关系的。
而中国人所说的“国运”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谈论的，所谓国运，其实根本不是中国的“运”，而是这家统治者还能统治多少年的“运”。
换言之，正如顾炎武所说，有亡国和亡天下之分，中国古代只有亡国。也就是说统治者统治的天命即将衰竭的意思。
因此，把这套逻辑硬套到西方，完全是就是错误的。
其次，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朝代，总是呈现出快速崛起，又快速消亡的命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从根本上都是“流寇”，他始终无法转变为“坐寇”。
所谓流寇，就是一支武装力量，对所处地区做短期地搜刮。而坐寇，就是逐步成为了收税的方式。而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对于收税权或财政权握在议会手中
其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从来都是流寇，只不过这个流寇的程度有区别。在流寇思维中，这是一锤子买卖，他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反复经营，只需要搜刮一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搜刮。
而坐寇的思维则是，他要在这个地方长期耕耘，这样一来他就不能把事情做得过分。
举个例子，国民党退守台湾，本质上就是流寇转变为坐寇的过程。原来是流寇，他心心念念要反攻大陆，到了蒋经国时代，知道这基本上无望了，只能以他乡为故乡，此时他要想的事情，就不再是流寇，而是坐寇的思维，所以他必须开启民主化改革，才能让国民党在小岛中活下去。
而中国古代，在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下，几乎都变成了流寇思维。因为商鞅变法时期，商鞅自己就跟秦孝公说的很清楚，
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秦孝公告诉商鞅，自己要迅速强大，等不了那么多年，必须在生前就享受霸主。于是商鞅用“强国之术”，但是商鞅自己明白，这个方法速兴，也面临着速亡的危险。殷周的朝代寿命，可以长达500年以上。
为什么会呈现出流寇思维呢？难道天下不是君主一家的吗？为什么君主不深耕细作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一个君主，都以自己最理性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而又赋予了他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的结果，就是每一个君主，都以自己理性的方式去寻求策略。日积月累，就导致整个王朝的覆灭。
例如说，乾隆时代所谓十全武功，却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开端。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成为了汉朝出现危机的时刻。万历三大征，直接导致了明朝后期转衰。
但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却是极其理性的，于是久而久之就变得积重难返。所以始终逃脱不了流寇思维。
清朝和太平天国最为典型，清朝始终想的是退守东北老家，而太平天国统治时期，肆意搜刮。都表明他们都是流寇，只不过清朝统治时期长了，不会如同太平天国那样而已。
换言之，西方民主制度，不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且一定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因为真正的逻辑是试“错”），但是他的成本--收益是可控的，导致他的国运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在长久的竞争中，总是占据上风。
换言之，人家那个发展策略是厚积薄发，而东方的发展策略，是“强国之术”迅速崛起，但是是以耗尽民力为代价。
其三，就是中华秩序的外交观。
中华秩序是以相对封闭的东亚局势，更确切地说是东北亚局势为根基的。
在中国古代的人心目中，所谓盛世，必须有万国来朝，其中最重要就是日本、朝鲜、琉球、东南亚地区的朝贡。
这个外交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理解的外交，也就是说没有所谓平等外交。国家关系，不是以西方奠定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而是以天下体系为基础。
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各国乃是藩属，仰慕我天朝文化，都来学习我的文化。
中国只有在宋朝的澶渊之盟以后，短暂地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外交模式，即辽宋乃平等之国。
这个外交观深刻地影响了，现在的人如何理解世界？他们也会把美国，当成这样的天下中心，仿佛各个国家都是仰慕美国的文化，去学习他的文化。
这样的思考完全是错误的？在当今世界，奉行的是主权国家逻辑，各个国家在外交制定上是有自主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日韩”要给美国当“狗”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心目中仍然是天下体系，只不过此时的天朝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而中国的奋斗目标，似乎就是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天朝中心罢了。
总而言之，目的在于说明，中国人所说的“国运”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的产物，不能用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