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在担任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的时候，确实延续了其前任多田骏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这是毫无疑问的战争罪行。

国府认定他无罪的理由是中共展开了无差别的全民皆兵的游击战，使得华北战场上没有了作战士兵和普通民众的区别，所以认为冈村的行为不属于针对民众的战争罪行。

我个人对此是不能同意的。

即使是在美越战争中，越南也是全民皆兵，屠杀平民一样是战争罪行，何况对于游击战是有撤出民众，制造隔离区等相对温和的手段的，冈村也实行过此类不用大量屠杀的手段，只是觉得“麻烦”“民众不予配合”就放弃转而采用屠杀方式。你都把民众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还嫌人家不配合，简直荒谬。

不过在“优待战犯”这一点上做文章，我奉劝粉红不要拿这一点来攻击国府，因为回旋镖太重，你们接不住。

毕竟国民政府好歹还处死了7名日本战犯。

1950年，中共接收了苏联移交的战犯，在抚顺战犯看守所关押者，总计982人（注意，是战犯，不是普通日本人或者日本士兵），结果一个没杀，最终全部释放。

抚顺看守所的982名战犯中，包括日本军队系统的有司令官2名，师团长5名，旅团长14名，联队长8名，还有参谋长、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以下武士600余名；还有行政系统的总务长官、次长、参议、宪兵、特务等。

其中有：

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

在冀东和河南浚县亲自下令集体屠杀平民。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

在山西安邑县屠杀180人。用毒气毒死400多人的船木健次郎；

731部队支队长木神原秀夫；

日本陆军中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佐佐木到一1937年被编入华中派遣军第16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任旅团长，后任日军第149师团中将师团长。参与了侵占上海的作战和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中进行百人斩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便是佐佐木到一手下。他指挥所属部队一次就屠杀中国军民3,000多人。

另外还有：

日军师团长佐信之介；

日军师团长齐藤美夫

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

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将，满洲国成立时的关东军参谋长，后任陆军次官、近卫师团师团长、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

参与杀害赵一曼的满洲国警务指挥官大野泰治，

谋杀赵尚志将军的满洲国员警署长田井久二郎。

这982人得到了什么惩罚呢？

在押期间病死40人，

免于起诉，立即释放的897人，占总人数的91%，

提前释放30人，占3%，

服刑期间病死1人，

真正服满刑期的仅14人，占总人数的1.4%。

处以死刑的，0（零）人。

1957年，榊原秀夫在日本的家属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出于治疗疾病的原因，希望提前释放。

5月11日，在“最高领袖”的直接关照下，中共政府同意提前释放榊原秀夫等6名日本战犯。

5月20日下午，包括榊原秀夫在内的6名日本战犯乘“兴安丸”轮船启程回国。

至此，这个731部队的少将，直接负责在中国战场散布鼠疫和炭疽病菌，实行细菌战的严重战犯，在仅仅服刑6年多的情况下，就被特赦释放，回到日本。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享有“三个保障”：

1、保障人格不受辱，不随意打骂人犯。

2、保障生活条件，不得随意克扣伙食。

3、保障身体健康，防病治病。

特别是第二条“保障生活条件”，当时的管理所明确规定“要与中等市民的生活水平相当”。

为创造“给日本战犯更好的改造环境，有利于战犯的改造”，中共政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投资近400亿元改建管理所，提供俱乐部、运动场、图书馆等设施。

由于粮食紧缺，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家属，执行的是“社会粮食供给标准”，每天的主食就是高粱饭，或者苞米面大饼、窝窝头，再搭配一碟咸菜，和一碗白菜汤。

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允许提供饺子或者细粮。

而战犯们的伙食标准分为三类：将官、校官(佐)、尉官以下。

三种级别分别对应小、中、大三个灶别，不管什么级别，每顿都是细粮。

除此之外，也考虑到他们的民族习俗，每天的餐食都不重样，有烤面包、馒头、花卷、豆沙包、肉包子、糖酥饼等等。

当时有部分日本战犯在管理所内，每天清晨向东朝拜日本天皇，管理所的管教人员加以制止，发生冲突，遂向上汇报。

得到的回答却是“朝拜天皇，是日本人的传统文化，与战争罪行无关，对于战犯朝拜天皇的行为，管理所应予允许，不宜干预。”

在抚顺看守所，有一个叫王兴的管教，认出了一名叫新井正代的战犯，正是这个新井正代，在1943年率领士兵屠杀了王兴所在村庄，杀死了王兴一家六口，还轮奸了王兴的姐姐。

只有王兴一个人因为还是10岁出头的孩子，个头矮小，躲在田里，仅以身免。

王兴认出新井后，举拳就打，斗殴引起了旁边工作人员的注意，拉开了两人。

斗殴事件引起了管理所领导的关注，王兴揭发了新井的战争罪行，新井也供认不讳。

然而结果是，在管理所领导“认真而细致的说服劝导下”王兴“放下了仇恨，与新井握手言和，全力投入改造工作”。

你全家被他杀了，姐姐被他轮奸了，然后你还跟他“握手言和”，这TM是人类能够理解的剧情吗？

还有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入狱不久中风瘫痪，管理所派出一名叫焦桂珍的护士对其进行全天候照顾。

而焦桂珍的亲哥哥，就是武部六藏本人签字批准枪毙的抗日军官。

在武部六藏需要输血的时候，焦桂珍的血型正好匹配。

在“管理所领导的教育开解下”，焦桂珍“主动献血为武部六藏治疗”，在她的“细致照顾下”，使得武部六藏“恢复了基本的行动和自理能力”。

相比之下，我觉得国府只是聘请了冈村做高级军事顾问，真的已经算是可以理解的行为了。毕竟冈村在对付中共方面，确实非常有军事经验，国府也没有赋予冈村任何军事或者行政权力。

蒋介石把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高层毙了不少。

战后盟国大概共绞死德国11个战犯，蒋一个人就绞死日本7个。我不查了，我记得差不多这些。

我补充下名单吧，六个。谷寿夫、田中久一、酒井隆、近藤新八、平野仪一、田中透。

所以实际蒋是复仇过了的。所以最后退台后留下冈村，聘为顾问，应该也是为协调中日实际关系考量。60年代蒋和日本首相岸信介关系不错，岸信介有访台，这个外交承认对亚细亚孤儿算是打鸡血。

岸信介就是安培晋三他外公。他们和老布什小布什一样，属于政治家族。

古德里安没有战争罪行。他就是单纯的军人。他在东线也没执行政治委员令。

德军在苏联两大战争罪行祸首，莫德尔和曼诗婷。你看到的苏联村庄城市的惨状，苏联红军的仇恨愤怒基本都来自这俩。因为东线的焦土，就是中焦和南焦。中焦是莫德尔干的。南焦是曼诗婷干的。

凡是你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看到，苏军解放某个村庄，发现被捣毁焚烧的房屋，被屠杀的人群，带不走就杀的牛马羊畜，让苏军气到眼珠子发红，能说句深仇血恨的，就是这俩干的，不是曼诗婷就是莫德尔。

中国人其实有一半人理解不到点，在苏联大地，烧房子就是血海深仇。因为他冷。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南，烧了你的木屋你还能活，因为你没那么冷。在苏联，破木屋烧了，你死定了。

所以莫德尔最后干脆自杀。他知道自己在苏联做了什么。当然，也有身为元帅的自尊心以及对战局的绝望。

曼诗婷心比莫德尔大，从东德逃到西德，居然还饶了条命。从1943库尔斯克战役后，直到1944年3月被解职，整个南线，哈尔科夫-第聂伯，这一线的焦土全权是曼诗婷的作为。

可能是苏联与英美有个默契，前线一线指挥官不吊绞刑。早知道这样莫德尔不如不自杀，回来至少还能写本书，专门哪壶不开提哪壶，聊聊勒热夫，让朱可夫不痛快一下。省的你一死话都让活人说了。

蒋匪对日本人的处理比慈父好很多。冈村在战败前实际找过常凯申，希望关内日军整体投降，加入蒋军，他爱咋指挥咋指挥。就是想为百万弟兄谋条生路，给碗饭吃。常凯申考虑到美国因素拒绝了。因为美国要求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不和你谈任何条件。

慈父在东北是扣押了60万日本关东军，送西伯利亚大肆折磨。而关内的日军基本在47年前就都返回日本了。

北约聘用古不帅和曼诗婷是德国国防军重新成立，主要敌人就是苏联陆军。有很多原德国国防军人重新加入了北约德军。

常凯申聘请冈村军事意义不大，因为常凯申面对的战争形式主要是海战和反登陆，冈村是个陆军军官，常凯申要搞也是搞海军出身的。多半还是个外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