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和韩石山都认为中国本土思想是诞生不了现代社会理念的。中国文化没有科学传统，这应当是定论。就我在现实中的体会，我们的传统没有「归纳法」和「演绎法」，思维里没有：同一律，因果律，矛盾律。
李慎之认为“文化传统”要批判，“传统文化”很多内容可以继承和发扬。
但是要注意，王小波没意识到法家思想的作用，是一大盲区。韩石山是文人，没谈过科学。李慎之主要是讲思想史和政治学，也没谈及科学。
张五常的观点是中国自古以来是「伦理治国」，所以无法诞生科学传统。这里就不转发了。
王小波：不新的《万历十五年》
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地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做儒生们——是怎样做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韩石山：
几乎可以说，每一次大的留学浪潮，过后都会在中国本土引发一次或几次大的社会变革。现代的社会理念，是中国本土产生不出来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做官从政，要么去研究学问，被逼得没办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过是参与民间的起义，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会想到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只有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才会有推翻封建制，建立共和制的理想，才会有废除专制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的举措。大体可以这样说，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发了辛亥革命，继而引发了民国初年的宪政运动。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则可以说是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发动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三位主将级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陈独秀是留日的，胡适是留美的，这三个人不同的出处，绝不能说是巧合而不是必然。顺便提一下，从出生年份上说，蔡元培一八六八年，陈独秀一八七九年，胡适一八九一年，彼此相差十一二岁。从功名上说（假设学位也可算作功名），蔡是前清的进士，陈是前清的秀才，胡是留美的博士。这些也都是大可玩味的。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上层的改组，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李慎之：（2000.05.15）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广大部分， 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 可以而且应该继承发扬， 即使是儒家与法的学说， 也都有应该继承的因素。 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 但它并不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 古人的许多嘉言懿行都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的源头。
我曾说过： “孔颜孟曾、 程朱陆王的思想， 只有在中国彻底清除了专制主义之后， 才能大放光彩。 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会与教皇的专横腐败以后发畅光大一样。 ”即使是法家， 其“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的话也可以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轨。 不过要注意， 说“王子犯法”， 而不说“皇帝犯法”， 就表示统治者是高居于法律之上的， 因此还不是现代的法治而只是专制主义者的法制要警惕。 最近在报上看到有人主张加强德治。 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 不过要指出， 真正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挥好作用， 否则难免不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 孔子的一些话， 像“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还有孟子的“虽千万人， 吾往矣”， 简直可以说完全与现代的个人主义相通。 同样孟子给“大丈夫”下的定义，“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不但在历史上已为十所取法， 在明天还可以为更多的人取法。 更不用说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 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了。 这些都是必须放到中国未来的公民教科书里去的内容。
发布于 2023-06-18 20:30・IP 属地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