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说实话，这个事情并不会因为一些德高望重的艺人的呼唤就能出现有所转机的。
关于民俗、戏曲，我记得很早以前回答过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有些东西靠抢救是很难抢救的。
戏曲的衰落是一个必然，几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说到底，这是一个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事情。
我是从小听着地方戏曲长大的，博士期间的研究虽与戏曲没有直接相关，但是田野调查中难免会挂带上一点。
戏曲的文化空间，是传统农村的文化生态。
尽管最后戏曲是在城里发扬光大的，譬如越剧是在上海发迹的。
但是其根子在田野，在农村。
这个道理有点类似于足球。
国家队确实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是在城里比赛的。
但是足球苗子却是来自于广阔的田野或民间。
中国足球不行，固然跟贪腐有关，但是根本原因还是民间踢足球的人太少了。
如果没有民间的沃土，足球也好，戏曲也罢，都失去了基础。
我小时候，每当农忙结束，就每个村都要唱戏，像约好了一样，一个村一个村的挨着唱。
这个时候，平时外出唱戏的姑娘们都回来了，组成草台班子，一个村一个村的唱过去。
小村唱三天，大村唱五天。
白天唱越剧，晚上唱绍剧。咿咿呀呀，好不热闹。
于是半个冬天都在敲锣打鼓中度过。
而演员的工资就是全村人用谷物凑的，村长挨家挨户来收谷子，一般一家出俩簸箕。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人们也还是要从口粮里挤出来粮食去办几天戏文。
正是这样的环境，支撑起了戏曲的繁荣。
……
什么时候渐渐改变了呢？
印象中，是从深圳的崛起开始的。
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年轻人纷纷去深圳打工。
渐渐的，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渐渐的，年轻人都搬到了城里居住。
渐渐的，农村荒芜了，只剩下了老人，和几个考不上大学又游手好闲的懒汉。
大概是十年前，寒假，我回老家，遇到了久违的“戏文”，就在隔壁村。
我冒着夜色前往。
到了之后，发现那场面冷清到让我伤心的地步。
再也没有了二十几年前的热闹。
小时候，好多人扛着长条凳跑到隔壁县去看戏的都有。
记得有一次小学时候放学回家一看，全村人都不见了，然后听说到邻县的盘龙山去看戏了。
我们这些小屁孩就在大孩子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奔赴盘龙山。
那场面，后来人很难想象了。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只剩下寥寥几个老头老太在看戏，还不怎么认真看，反而不如我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认真欣赏戏文。
……
我认识一些教授，就是研究戏曲的，专门跑田野，试图保护一些传承。
那个时候，我经常是免费充当专职司机。
我跟着老教授跑田野，跟着他们采访老艺人，也跟着他们跟文化部门接洽。
有教授是日本访学回来的，对日本的文化财保护特别推崇，也试图在国内复制日本模式。
但是，成果其实寥寥。
为什么呢？
没有市场，光靠学者和政府拨钱，是很难真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那种东西貌似续命，实则是豢养。
豢养就不可能具备野生的生命力，反而会养出一堆蛆。
戏曲如此，文学也是如此。
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坚定地支持网文发展的原因。
因为网文是市场推动和筛选的，相对公平，也更有活力。
市场虽然也有很多毛病，但是一种艺术形式，如果不是通过市场方式进行生存和扩张，绝对是问题更多，更致命。
引起何赛飞老师的愤怒的背后原因，就源于此。
因为只要钱或奖项是自上而下的发放的，那么必然就涉及到如何发放、谁来发放的问题，就必然……
何赛飞老师的愤怒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因为一个人再强大，也撬动不了一个体系。
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你再愤怒，再呐喊，再强力，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狗屎一般的现状。
……
所以早在十年前我就奉劝老教授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试图复活某些濒临灭绝的地方戏曲。
我说：你就老老实实研究、记录、保存就好了。
我当年说这个话，其实蛮悲观的。
其实我认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和老教授，他们确实真心想要为非遗的传承出钱出力。
他们貌似站在食物链顶端，可以给这个老艺人一个非遗传承者的称号，给那个老艺人颁个奖。
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靠着个别人的道德操守和理想追求，是根本不可能改变大势的。
何况，在我看来，很多所谓专家，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或有偏见的。
不是说你想公正，你做的事情就会公正的，尤其是在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艺术面前，专家就一定是对的吗？这可不是科学。
我对学院派向来是保持距离的，原因即在于此。
如果让我来给决策者献言，我会建议解散文联作协曲协这些组织，这些摆设不要也罢。
……
那么传统戏曲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
靠什么专家啊老艺人啊协会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希望的，那就是一团浆糊。
目前我能看到的唯一希望是短视频平台。
这是传统的小众戏曲复兴的机会。
原理就在于：把原本松散的观众通过网络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市场。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