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经验，也拜托别学。
看不到什么希望。
“前文旅时代”，各地各个区县干的都是“皇帝祭祀”一样的事情。
皇帝要去先农坛祭神，各个官员提前多少天就开始准备，侍卫搞安保，提督抓反贼，太监举着着卤簿，宫女捧着食盒，一路浩浩荡荡过去，马匹轿子一路不知道压死多少秧苗，到地方皇帝象征性铲两铲子土，起驾回宫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基本面还是那样。
古今都一样，比如组织官员下基层去水田里插秧，说是体察民情，感恩生民之艰，各个部门做预案，报预算，司机班提前多少天领任务，交通安保齐出动，两辆中巴后面跟着一大队车，到了地头插几下子，怕领导把鞋子弄脏，甚至连人均一双水鞋都得提前买好备足，路上再吃顿饭，人吃马嚼回去一算成本，够农民插二十年秧，几千亩水田都换不回来这一趟，赶上领头的有事或者实在懒得去，还得招呼宣传部门给他p进去。
这就是“前文旅时代”祭祀式的劝农。
预算花出去的是拨款，是现金流，不管是几万还是几十万，都是根据当地的经济面而机动的，不插秧还有篮球赛，不篮球赛还有运动会，啥都干不了，折算成飘柔高露洁，钱花掉就完事了，
这也是能带动地方经济，毕竟羊毛还是花给羊了。
大部分靠转移支付的三线城市和五线县城，根本没什么旅游经济和外来人口，当地的楼堂馆所，酒店饭庄全是靠着吃皇粮的人消费撑起来的，相当于二次分配了。早二三十年，八项规定以前很多饭店被白条欠黄拖垮，老板最后只能蹲在县委门口要账，有人说那你一开始就别收白条得了，那直接店就别开了，压根就没客人。
这十几年以来是后文旅时代，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变本加厉了。
因为各地主官有了行政权力背书的资本使用权，换句话说，能寅吃卯粮了。
再也不是两中巴人下地插秧之类的小打小闹，
直接立项搞文旅开发，一个个无人景区拔地而起，一座座鬼楼长期空置，文旅地产卖出了无数铺面，套住了无数家庭，同一个产业园换了几个名字，只是剪彩的时候正立面出镜，屁股还是一片荒地。
最后所有的债务留在当地，一届领导拿到政绩升上去了。
继任者一没钱付给开发商施工队，二不敢得罪已经是上级领导的前任主官，只能拼命消化债务，并且为了自己的仕途升迁考量，只要摊子还在，只会越铺越大。
我们在短视频看到的各地文旅局长骑马扬鞭，上山下海的样子，并不是后文旅时代的全貌。
局长骑马扬鞭也赶不来50万年轻人过来堵上财务的窟窿，倒是淄博火的那么猝不及防，羡慕也没用。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文明史上，成本最高的社会服务和行政支出，
这个成本不仅体现在《阿房宫赋》里，“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式的当期开销，体制人员的工资福利退休金尚且不算，
关键是各地可以通过上马项目的方式，把投资直接以效率低、重复多、滴冒跑漏最大的形式，灌到经济最底层，然后以负债的形式把整个的基本层给干掉。
并且这么干的人，通常都晋升很快，但各地治理水平和项目后果肯定是参差不齐的。
看到这里有人问，这和淄博烧烤有啥关系？
其实结论就是，在一个大模式尚未改观的情况下，出挑往往意味着徒劳。
比如电视剧雍正王朝，把雍正塑造成锐意的改革者，他即位想通过节流官员支出，清缴欠款的方式充实国库，然后山西的诺敏做得最突出，雍正很高兴地颁了一块匾，“天下第一巡抚”，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诺敏不管用什么方法弥补了亏空，都是一地一时的个案，封建王朝并不能解决官员横征暴敛，农村土地兼并的基本走向，
假如整个机制都是负外部性的，越树立典型，只会越来越靡费，
甚至连厉行节俭运动本身也会成为靡费。
还是电视剧，康熙王朝里，惠妃后宫牵头搞了个撙节裁剪，然后第二年一核算甚至比前一年还多花几千两，气得陈道明直骂街。
节约运动的初衷一定带来不节约的后果。
不聊电视剧，历史上常大队长搞新生活运动，
带头自己只喝白水，但四大家族的聚敛和刮民党内部的腐败更是空前的。
淄博经验归根结底是淄博的人力和山东的禀赋。
长沙那个串量，天王老子来了也没办法做出烧烤风潮来。
淄博火起来之前，疫情期间我买的从青岛飞的机票，在青岛住过几天，
一下飞机场出租车挑客，一路骂骂咧咧，直接投诉了，青岛的大商圈也并不是人很多，赶上疫情萧条冷清，物价也不低，
后面住在李沧区，发现很舒服，小颗的樱桃嫩得一掐就出水，烤鱼烤串平价好吃，啤酒好喝，烟火味很足，除了房价我实在看不懂，其余都待得舒服。
再回国隔离还是青岛落地，然后体验奇差，隔离保障不行，收费还高，比成都差远了。
接触青岛，从不开心，开心，又不开心，
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行政并不能强制要求烤串钳子上有多少肉，却可以显著影响营商环境和服务水平，并且到底是服务还是变相盈利，只是分包给谁，倒几次手的区别。
行政介入低，经济形态近乎于自发自然，以山东的农业基础和人性来说，好是大概率的，外地想学可能也学不来。
行政全流程干预，起决定作用的领域，不能说一定差，但有所经历的人大多了解，不信可以多问问ip在当地的人。
结论就是不可复制，那就恳请各地控制一下债务规模，少开研讨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