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扯点题外话，类似的话术在民国时期就诞生了：当国民政府的文武官员议论起“赤色蔓延”、“（国民）党风腐化”时，他们往往就会发出“唉，地主”、“唉，土劣”的感慨。认为赤色分子所以能在农村招纳农民、取得农民之支持，“国民革命”之所以风纪不振、精神衰退，都是因土豪劣绅的缘故。
例如1935年，遗族学校“小青白”们就被国民政府组织起来，与《大公报》、《申报》记者团与国统区各色社会群体政府机关考察团一起，参加苏区考察团，在一片名为【收复区】的大地上探险，并探索出【匪化】的真相。
那么，当时的遗族学生们对“苏区农民支持革命”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
他们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唉，地主/唉，劣绅/唉，土豪。
在交出的考察答卷中，遗族学生们对“苏区革命从何处来？赤色革命为何起？”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一切责任在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官吏、把持政权、横行无阻，人民生活在地主当权的“万恶的社会里”、“备受痛苦”，才会投奔革命，对革命队伍“箪食壶浆以迎之”，急切的对地主施以报复。
经过访谈一些乡老及听取几位县长的县情报告，考察团得出的认识是:
本来江西的赤化，就不是出于民众自愿的，纵然有少数人或者是为着主义而奋斗，可是大部分的民众，不是受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毒剂所麻醉，便是受着强制服从的压迫。然而这也不能归罪于愚昧无知的老百姓，他们实在是为着赤化以前的恶劣环境所驱使。赤化以前的匪区，交通险阻，休说中央的势力不能达到，就是江西省政府也有点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形之下，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于是就专横起来。据说赤化以前的县长，一挂牌后，就必须马上拜客，并且还须赠送多量的金钱，不然，官运不通，饭碗马上就破了。县长为一县之主，出留尚且陷在一般土豪劣绅的手里，何况他的政治设施呢? 所以赤化前的县长，大多数是和土豪劣绅打浑水做鱼的，这样一来，吃亏的当然是老百姓了。老百姓在这种万恶的社会里生活着，备受痛苦，急思有以报复，匪党用“打土豪分田地”的甜蜜口号来投合人民的心里，人民为着要藉力报仇，于是箪食壶浆以迎之。所以，匪党在赣南发展如电掣般的迅速，也就是这个原因
徐峰 《建构“真实”：国民政府对原苏区的形象宣传与展示——以1935年遗族学校江西考察为例》发表于《苏区研究》2021年第4期
而当时“生在白旗下，长在新社会”里的国民党遗族子弟，之所以会发出“唉，土劣”的言论，背后其实也离不开兼任遗族学校校长的蒋介石的“关怀”。
黄道炫老师在研究苏区围剿与反围剿的专著《张力与限界》中就谈到，第五次围剿前，蒋介石已注意到土豪劣绅对赤色革命的“积极作用”，因而要求各地文武对地主绅士“严加监察”。
1933年4月，蒋介石曾向各省国民政府发表重要指示，指出各地地主“狐假虎威，欺上罔下”，要求各地政府应对绅士“严加监察”。
“绅士仍多狐假虎威，欺上罔下之事。各区对于绅士固应多方物色吸引，但主管官应严加监察，推行政治，勿使阻隔。”
而在《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中，蒋介石则对军队官兵发出这样的要求
一定要亲近醇厚可用的真正的民众，尤其是一般的真正的民众的领袖，决不好亲近一般土豪劣绅。
到1933年8月，“第二中央”南昌行营吸取之前围剿鄂豫皖苏区的经验，制定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在该条例中有如下规定
武断乡曲，虐待平民，致死或笃疾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恃豪怙势，蒙蔽官厅，或变乱是非，胁迫官吏……者，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通过这些措施，“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国民政府（至少在明面上）与各地的“坏地主“，即土豪劣绅划清了界限。
曾在湖南发动清党屠杀、镇压湖南农会的何键，也在蒋总司令的“最高指示”下换了副面孔，在江西苏区的民众前充起“何青天”的角色：到1934年年中，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其统帅的西路军便接办土劣案件48件，结案35件，其中相当多是针对“武断乡曲”者。
而从以上这些案例，这我们也不难看到，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上面”，有意将其治理的无能推给“下面”——即各地的土豪劣绅——如果你是个三十年代拥护蒋介石政府的“小青白”，那么，当你看到某处灾民暴动、人民饿死路途时，你便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说出这样一句话：“唉，土劣”。
当然，蒋介石之政府仍然是代表封建地主的政权，尽管名义上与土劣划清了界限，可其统治仍旧需要绅士地主的帮助，然而“好地主”如何能在残酷的乱世、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里生存？
1933年底，“收复区”的上报便提到，苏区人民对地主已全无信仰，而公正绅士又又见不到，只有劣绅回乡工作，反增人民仇恨。
各县乡村受……’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之宣传，民众对一般绅士，已无信仰，或且憎恶，现又加以劣绅回乡工作，益增人民仇恨，殊失政府招回公正乡绅之德意，而公正士绅益将裹足不前，乡村政治更不堪闻问矣。
《新丰特别区政治局长刘千俊报告匪区民众根本动摇情形匪之维持残局原因及所拟对策》，《军政旬刊》第7期1933年12月20日
然而，不仅是人民不满意国民党这种“上面本意是好的，下面执行坏了”的说辞，即使是在蒋介石统治核心的江浙地区，地主也感到不满。王奇生老师便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谈到这样的现象。
1934年，浙江吴兴的一位地主便上书国民政府，抱怨国民革命胜利了，民众的负担却更大了：以前卢永祥、孙传芳统治浙江，“不敢横征暴敛”。国民革命军来了，却“赋税加增，不顾人民之负担力”。嘴里说什么“民生主义”，却全然不理地主的减税请求，不愿给这些民国时期的“私营经济基本盘”们减轻负担。
由此可见，蒋介石为了粉饰他的无能统治，在自居“全民族代表”、把国民党视作全民族的先锋之后，又耍弄起“好皇帝，坏地主”的把戏，掩盖自己为大地主服务的阶级本质，抛出一小撮“坏地主”去吸引人民的眼球、蛊惑人民的思想，来为自己的反动统治遮羞。
我们更可以说，“唉，土劣”、“国民政府本意是好的，土劣执行坏了”这样的说辞，不过是蒋介石领导下变了质的、腐朽的、反动的、充斥裙带关系的、不得民心的政府，为巩固统治、欺骗人民，而炮制出来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