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汉与自由主义的实际上是可以相容的，认为他们是来自两个时代的事物实质上是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者对历史的傲慢。
对于皇汉，但不止是皇汉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要素并非是一堆堆砌的死物，只要等到下个需要他们发挥效用的条件，他们才实际的作用于族群或社会，但就如人的劳动从形式与对象上在历史的时间增长中不断丰富，这些作为社会的实践活动，制造出来的族群性本身就是统一与人本身增长与发展的概念。
所以是作为引导一定区域的社会运动的政治、治理塑造出一种相近的族群性，一定的族群性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在近代，两者脱胎于乡村村社的威权治理团体和各种封建单元于近代国家，统一于资产阶级政治与其经济基础，族群性于此被重新建构。
我们由此可得到的是，强调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主义，与强调浪漫与各种传统如语言、血缘、历史、神话、文化等等的民族主义并非二元对立的存在。
近代的政治共同体用权威对所有传统秩序内的抽象个体进行浪漫的改造，实在民族又重新确立了新的物质边界。
而新的政治实体并非突然被生产出来，它是历史中人的治理组织不断扩张的产物，最早作为人社会关系的一种，在社会产生的一刻，即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就和人与人的血缘联系同时产生，因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与社会规模的增长，两者都被包含于阶级国家的各种治理组织和抽象族群性的指导之下。
自由派皇汉没有从实际上脱离于皇汉整体的范畴，但在概念上已经先于皇汉的躯壳，在民族性与建构上已经与皇汉的同一性分离。
在十九世纪一名基辅大学的教授，也是亲乌克兰的知识分子，Kostomarov 科斯托马罗夫在，他的文章题为〈乌克兰〉，以匿名方式刊登在该杂志的一八六○年一月号。他先是对赫尔岑致上感激：「你对乌克兰表达的意见，南俄罗斯的有识之士长久以来对此珍如拱璧。」他把自己的故里称为乌克兰，把自己的同胞称作乌克兰人或南俄罗斯民族，又表示对「小俄罗斯人」这个称唿有所保留。文章在许多方面都是对他自己早期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透过强调乌克兰的哥萨克往昔的民主性质，他为乌克兰人是一个独立民族的观点提出了歷史理据。在一八六一年，科斯托马罗夫在〈两种罗斯民族性〉一文再往前走了一步。在这篇登在圣彼得堡《根基》杂志的文章中，科斯托马罗夫把「全俄罗斯民族性」的茧给拆开来，宣称其实有种相互独立的罗斯民族性：「除了那种主宰着门面的罗斯民族性，另一种罗斯民族性正在浮现出来，并要求在语言和思想的领域享有平等公民权。」他主张，「罗斯」这个名称原属南俄罗斯人或说小俄罗斯人所有，是后来才被他们的北方邻居偷走。又因为这两个罗斯民族经歷过不同的歷史道路，他们也形成了相互不同的个性：「如果说南俄罗斯人看重的是个人自由、合议制和联邦制原则，那么北俄罗斯人看重的就是集体主义、国家和专制统治。」
但是从知识分子的纯粹臆想，1905年革命到YHP的实践，与苏乌对乌克兰民族的存在保证。
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还是，自由的罗斯人在与不自由的俄罗斯人的战争中，为确立他们的民族性而战斗。
这不仅体现的是暴力层面的斗争，还有自身与先前乌克兰人的建构作的斗争，无论他是自生的还是外部强加的。两者从身体到灵魂的胜负，决定了他们是否会又沦为莫斯科的附庸，还是再度跌回保守主义的洼地。
不过归根到底，民族既然是政治与文化的统一，那么它便不能没有一副现实的躯壳。只有获得身体，灵魂才会一并改变。